刘腾红，1957年10月生，湖北潜江人，1975年1月至1978年2月在潜江后湖农场中小学任教，1978年2月至1981年12月在湖北财经学院基建财务专业学习，作为师资培养先后到武汉大学、北京经济学院、国防科技大学学习计算机专业，1982年1月至1985年8月在中南财经大学任教，1985年9月至1987年7月在北京软件研究生院学习，1987年8月至2017年10月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任教，2017年11月退休。先后担任过教研室主任、党支部书记、系主任、副院长、院长及民办高校副校长等职，兼任计算机学会教育专委会常委，全国高等学校计算机教育研究会常务理事，全国计算机模拟学会副理事长，湖北省高等学校计算机教育研究会副主任，中国国际招标总公司、中国技术招标总公司、湖北省、武汉市政府采购专家，国家自科基金、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评委。主持项目10多项，发表论文20多篇，主编专著、教材20多部，其中有三部国家规划教材。获学校教学成果一等奖，省教学成果一等奖，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
我出生在素有“鱼米之乡”美誉的江汉平原，湖北省潜江市后湖农场。1974年，高中未毕业，就听从组织安排，在农场担任中学教师；1978年，考进大学没几个月，由于学校师资需要，由“基建拨款”专业，改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1987年，在研究生学习期间，遇到出国深造机会，但是学校急需我回校任教；在校工作期间，有多所大学发出多次商调函，又由于学校需要，一直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作。
高考
我读初中、高中期间，学习成绩在班上一直名列前茅。1974年，还有半年就高中毕业了。由于农场缺少中学教师，领导找我父亲谈话，“让你儿子当教师”。父亲征求我意见时，我当时的回答非常果断：“一切听从党安排。”这样，我拿起教鞭，一教就是三年。
当时学校师资不足，我教过当数学、语文、政治、物理等。1977年暑假，潜江县（现为市）组织高中数学教师培训，20天时间，把高中四本书（当时高中只有二年）学习了一遍，对重点难点进行讲解。这对我后来的高考是非常有利的。
1977年高考，是一次难得的机遇，改变了我一生的轨迹。当时我在后湖中学任教，教学任务较重。恢复高考的文件传达到后，农场立即成立了高考领导小组，我是其中之一，主要负责资料整理、发放工作。我记得我加班加点，编写高考复习资料，主要针对高中的语文、数学及时事政治编写，自己刻铜版，印资料，全是义务劳动，资料送给所需要的考生，不收分文。
在高考报名的最后一天，我都一直在犹豫，是报文科，还是理科呢？当时，文科与理科都考四门课，其中三门课：政治、语文、数学是同样试卷。文理的区别是：文科考历史和地理，理科考物理和化学。三年的教师生涯，化学知识几乎全忘了，只记得元素符号。加上中学教师教学任务重，我又担任班主任，根本没时间复习。最后，决定报考文科。
我记得，所填的志愿都是中文专业，如：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等。交表时，有位领导说：“湖北财经专科学校有一个基建拨款专业较好，我们农场现财政经费不足，刘老师大学毕业后给农场多支持。”就这样，我在志愿表上补填了该专业。结果我被录取的恰恰是湖北财经专科学校的基建拨款专业。
至今记忆犹新的是，在学校组织的欢送会上，领导送我四本《列宁选集》，教师们集体送了我两件衬衣，学生们还给我送了笔记本和脸盆。
大学
我是1978年2月底入校的。上大学这年，已经20岁，精力旺盛，学习劲头十足。虽然进了文科专业，但对数学的兴趣依然未减。当时利用军训的空隙，就拿出《高等数学》学习，并做练习。记得有一次，有一个题目有点难度，就去找辅导员请教，那时我认为老师无所不知。辅导员对我说：“我是从部队转业到大学的，不懂专业知识。”所以，后来的数学学习，只有靠自学。
三个月后，学校领导、系主任、师资科长找我谈话。“小刘，学校计划开设经济信息管理专业，但是缺少师资，经校领导商议，准备把你和几位数学基础好的同学送到武汉大学计算机专业去学习。你赶紧给你父母写一封信，征求一下他们的意见”。这突如其来的谈话，我毫无思想准备。但反应还是十分果断的，我说：“我父亲是老党员，我一切服从党安排。”由此决定了我一生的工作。
紧接着就到武汉大学办理了学习手续。当时，武汉大学的宿舍十分紧张，无法提供住宿，我们只能住在湖北财经学院，每天坐12路公共汽车往返阅马场和珞珈山间。其轨迹非常简单：每天清晨5点多在大东门乘12路头班车到武汉大学上课，晚上9点多在珞珈山乘未班车回寝室，中午就到武大图书馆或者教室的桌上躺一会。不管起风下雨，还是下雪，天天如此。
我常常在公共汽车上拿着单词本在记，甚至把英汉字典拆成一页页来记。在那个年代，人们对学习的渴望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我的感觉是，恨不得把书吃进肚子里。周一到周六，我在武汉大学上课，到了周日，就在湖北财经学院图书馆看书。作为教师定向培养，图书馆给我提供了很多方便，享受教师待遇，一次可借览15本书（学生一次只借5本书）。
在武汉大学学习期间，学校实行学分制，我每年选10门课程，不仅有计算机专业的计算机课，还有数学专业的数学课，物理专业的物理课，这几门课跨了三个年级（76级、77级和78级）。由于我的刻苦努力，最后每门课都取得优良成绩。
不知不觉，三年时间就过去了。计算机类的课程我们基本掌握了，但有关经济信息管理专业知识还要系统学习。这样，通过财政部的安排，我们又到北京经济学院（现首都经贸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学习。当时条件有限，学校在郊区给我们几位同学租了间20多平米的房子。所用的用具，像床、桌子、凳子等，都是从武汉托运过去的。北京冬天真冷，为了取暖，我们买了一个北京炉子，但没有煤。算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吧，我一个人闯到了三里河财政部副部长办公室，找领导批了几百斤煤。学校领导也非常关心我们的学习和生活，到北京开会，专门给我和另一位同学各送了一件军大衣。在北京的半年学习，虽有收获，但感到不能满足我们的要求。后来，跟学校建议，能否到计算机实力最强的学校去学习。
机会来了！1981年下半年，国防科技大学办了一个师资进修班。我又拿着财政部的介绍信到了长沙。在国防科技大学六系和八系学习。说真心话，这是我大学生活最幸福的半年。不需整天奔波，除了上课，就泡在图书馆里。阅读了十多本外文专业书籍，专业水平提高很快。
1981年12月，以优异成绩结束了进修回到武汉。这时同学们都在办毕业手续，而我已确定留校，就利用这段时间，到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听了一个月的数据库系统专题讲座。这为我后来从事数据库系统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大学生活就这样结束了。尽管我学习的课程都是计算机，但还是拿到了湖北财经学院“基建信用财务”专业的毕业证，获学士学位。
工作
1982年元月，我正式成为一名大学教师。24岁的年龄，信心百倍，血气方刚，精力充沛，很快投入了工作。
我参与的第一个科研项目是“COBOL语言的编译系统开发”，这是国内没有的，我经常日以继夜工作，编程、穿纸带、上机调试等。工作虽然辛苦，但很充实，没补助也毫无怨言。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终于完成了任务。这是工作后的第一次锻炼，自己在付出汗水之余，也收获不小，理论水平和实际能力都得到了提升。
到了暑假，教研室主任安排我编写《计算机应用基础》这门课的教材。接到任务后，不讲条件，就投入到资料收集、大纲构思、材料组织、编撰写作的紧张工作中。经过一个半月加班加点的工作，完成了编写任务。书稿交领导审阅后，得到了好评，我十分欣慰。接着用半个月时间，刻钢版，交给学校印刷厂印刷。共两本，500多页。当我拿到样书时，心里有说不出的喜悦。这是全校79级学生计算机公共课教材。
接下来，就是繁重的教学任务。我的课堂，广受好评，学生抢着坐前排，专心听讲，认真笔记。校长、教务处长、系主任、教研室主任等都听过我的课，也非常认可我的教学。
众所周知，计算机技术飞速发展，信息技术日新月异。任教三年多，教学经验不断积累，但自己仍感觉水平需再提高，能力要再加强。1985年9月，经过考试，我来到中科院软件所研究生班学习。导师都是在我国计算机界的大家，现大多是院士了。
两年的学习时间，在导师们的精心教诲和指导下，自己的计算机知识水平提高很快，特别是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有了质的飞跃。学习期间，参与了清华大学杨德元教授的《办公自动化导论》一书的编写。
1987年7月，多位导师推荐我去国外深造。这时，接到学校的通知，让我毕业后立即回校。经过思想斗争，于8月返回学校。
回校后，我是教学、科研两边兼顾，任务接二连三，忙得不亦乐乎。讲课、编教材、写论文，承担纵向、横向项目等。1987年9月，我通过了讲师职称评审，1992年2月被评为副教授，2000年晋升为教授，并担任系、教研室的负责工作，参加各类学术活动，在全国及省相关的计算机及信息学会上担任理事、常务理事、副理事长等，在学界有了一点影响。
这时，南方和北方有几所大学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愿调我到该校任教，并担任一定领导职务，而且商调函都是同时发两份，可夫妻一起去。曾记得，有所大学的主要领导在中南财经大学招待所停留了一周等我的答复。校、系两级领导给我做工作，结果在校一直未变动。
学校对我的培养，始终记在心里。常怀感恩之心啊，不忘初心，方得始终。30多年的大学从教经历，我先后担任系主任、副院长、院长、民办院校副校长等职，现为三大基金（国家自科、社科、教育部人文社科）评委，中国国际招标总公司、中国技术招标总公司、湖北省和武汉市政府采购评标专家，国家、湖北省和武汉市信息化评审专家（主要是规划、建设方案评审及项目验收等），为国家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为国家、地方的信息化建设及学校的学科建设、人才培养、队伍建设、科学研究尽了自己微薄之力。也主持了多项科研项目，发表论文30多篇，主编专著、教材20多部，其中有3部国家级规划教材。
付出虽多，但收获也不少。我先后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湖北省教学成果一等奖、学校教学成果一等奖。
至今印象最深的事。1984年1月18日，是我新婚的日子，大雪纷飞，晚12点左右，亲朋好友刚走，就听到“救火”的喊声，学校教材科失火了，我毫不犹豫地多次冲进火场，抢出几大捆教材，结果衣服烧了三个洞。后来，长江日报在头版上以“新郎奋力救火，礼服变成泥服”为题目做了报道。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一路走来，无怨无悔。
审核人：熊灯
编辑：卓张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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