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2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党外人士共迎新春时指出，中共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中共党史学习教育，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新时代不断加强党的建设。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在这个特殊节点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有利于我们继承和发扬党的光荣传统，继续谱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篇章。
作为党在解放战争时期创办的大学，我校在党史的学习教育研究一直有着良好的传统和优势。早在1948年建校之初，就认识到在大学生中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性，在全国所有高校中，中原大学最早开设了中共党史课程，由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三书记邓子恢亲自主讲。我校也在国内率先开展一系列党史的教学研究工作，产出一批丰硕成果，为中共党史的教学研究作出了较大贡献。我校中共党史的教学研究工作，不仅在校史上占有光辉的一页，而且在全国党史学界也有较大的影响。回望过去，既令我们自豪，更激励着我们中南大人要继续传承红色基因，进一步把党史这门必修课修好，不断加强党史的学习教育研究，在党的百年光辉历史中汲取前进的智慧和力量。
作者：
毛磊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台湾研究所名誉所长、教授。研究领域为中共党史、国共两党关系史。毛磊教授自1962年开始从事中共党史学科教学与研究工作，取得丰硕成果，独著、合著及史料汇编等达一千万字之多，其中著作《中西500年比较》《国共两党关系通史》《国共两党与海峡两岸关系丛书》在国内外产生较大影响；独撰的论文《中共“五大”研究》《汉阳两周案研究》《中国共产党对台工作八十年》在学术界产生重大反响，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与《新华文摘》等多次转载。
我校中共党史教学与研究工作是校史上光辉的一页（节选）
我校是全国高校中开设中共党史课最早的大学之一
1948年10月中原大学在河南宝丰建立后，当即开设《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课程。由时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三书记的邓子恢同志主讲。邓子恢同志认真备课，根据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论联合政府》等论著，深入浅出的讲授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给学员留下深刻的印象。
邓子恢同志
至今健在的中原大学第一期学员们仍历历在目。尽管邓老不是系统讲授中共党史，但那却是中共党史的雏型，把党史的主要理论问题讲深讲透了。为全国解放后建立中共党史课作了重要的探讨。从这里我们可看出：
邓老是中共“七大”选出的44名中央委员中的一员。这44名中央委员可以说是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涌现出来的中华民族的精华。由“七大”选出中共中央委员在中原大学讲中共党史，可以说在全中国大学中是第一次。为我校中共党史的教学与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为在新中国大学设立中共党史课开了先河。据现有史料看，在全国大学中讲授中共党史专题课，中原大学可以说是首创。尽管还不完备，尽管在延安时期的中共中央党校及抗大、陕北公学等校也有中央领导人讲中共党史问题，但是在全日制高等学校中讲中共党史专题，中原大学是开创者，至少可以说是最早开设此课的大学之一。
为我校中共党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奠定了很好的基础。自从邓老开设新民主主义革命问题专题后，我校在这方面培养了许多人才。如张家骧、马扬等有影响的党史教师，在武汉地区有较大的影响。从上世纪50年代到“文革”的十七年间，我校党史教学在武汉有着重要的地位。与武大、华工、华师并称为“四大金刚”。我校与中南民族学院等合作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也为一些学校所使用。因而在粉碎“四人帮”后，湖北省教育厅为全省高校编写《中共党史讲义》时，就由我校马定中和我等主持这项工作。该讲义由湖北人民出版社于1978年出版后，获得好评，湖北全省高校大多使用此教材。这是我校党史教师为全省高校作出的一项贡献。也是与我校在这方面有良好基础的结果。
培养出一批人才。由于中共党史专业的政治性很强，因而对党史教师素质的要求也较高。特别是校领导对党史教师队伍建设很重视，加上有良好的基础，因而在我校党史教师中涌现出一批人才。如李连荣被提拔为我校的副校长，任希健被提拔为湖北教育学院的院长，张葆华被提拔为中共湖北省委讲师团的负责人，郑艾山被提拔为广东体育学院的副院长，高燕廉被提拔为湖北师范学院院领导。在一个只有十多人的教研室里，有五位老师被提拔为大学领导和厅局级领导干部，说明我校在这方面的贡献是很突出的。
改革三十年来的骄人成绩在全国党史学界产生较大的影响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给科学带来了春天，也给中共党史的教学与研究带来了春天。这在我校尤为突出。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中共党史（含党建）硕士授予点于1985年就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由于我校这方面的优势明显，加上从1978年到1984年几年的努力，到1985年，我校申请中共党史硕士授予权时，很顺利地被批准。据我校有关人士透露，当时审批硕士点是很严格的，必须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讨论通过。我校中共党史硕士点在1985年就被批准，说明这个点的力量是雄厚的。当时许多名牌大学还没有中共党史硕士点，而我校却能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就能获此荣誉。为国家培养硕士生200多人，其中很多人已成才。
为中共党史专门史的研究作出了突出贡献。我校在这方面的研究具有自己的特点，最突出的就是在党的专门史方面作出了贡献。据不完全统计，30年来，出版了以下专门史：
《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作史》由刘继增、毛磊主编，河南人民出版社于1988年出版。获《新华文摘》等单位颁发优秀奖。
《中国共产党国情认识史》，由刘继增等主编。由湖北人民出版社于1990年出版。
《中国共产党对台工作史》由李永铭等著（书名为《台湾问题与统一之路》，实际上是中共对台工作史，只是出版社认为此名字太敏感，因而改为此名，由武汉出版社于2002年出版。）
《中国共产党纪检工作史》，由马德茂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近日出版。
由赵凌云主编，主要由中共党史教师撰写的《中国共产党经济工作史》，于2005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这样，对中共在政治、经济、领导等各方面的专史就达五部之多，也是研究中共党史的五个方面。在一个大学里，对党在各方面工作进行总结，撰写出五个方面的专史，这在全国高校中也是很突出的。
我校中共党史研究有自己明确的方向
除了上述党的专门史以外，最鲜明的特点是有自己明确的研究方向，就是主攻中共与国民党的关系史，即《国共两党关系史》。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研究的中心内容是：国共两党关系与海峡两岸关系史。这方面的主要成就有以下几方面。
刘继增、毛磊、袁继成三位教师于1985年和1986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武汉抗战史要》和《武汉国民政府史》，为这项研究开了先河。因为武汉政府与武汉抗战是第一次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高峰，这两本专著的出版就是研究国共两党关系的重要内容。《武汉国民政府史》出版后，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陈文桂研究员在《历史研究》上发表长篇评论，对该书作了高度的评价。日本的《近邻》杂志也发表长编书评，认为该书是响应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代表作，是中国史学界继承中国史学“秉笔直书”优良传统的代表作。该书获湖北省政府社科优秀二等奖。
由毛磊、杨存厚、张春英、范小方、马德茂、王海琳、宋洲等人与中共武汉市委统战部部长王功安合作撰写的《国共两党关系史》由武汉出版社于1988年出版。《国共两党关系通史》于1991年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两部专著200多万字，是我国研究国共两党关系最早出版的专著，在国内外产生较大的影响。《国共两党关系史》的出版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王任重、屈武等国家领导人出席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章开源教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书评，给予高度评价。许多大学的研究生把该书作为参考书学习。《国共两党关系通史》在香港发行时引起了广泛关注，一时间该书脱销。台湾的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也藏有此书。美国著名华裔陈香梅女士在台湾报刊上发表一万字的评论，高度肯定该书的学术价值和现实价值。该书获武汉市人民政府优秀社科一等奖。
由毛磊与武汉市委统战部长王功安担任主编，由武汉出版社出版的《国共关系海峡两岸关系丛书》共20本约600万字。其中我校担任写作的有张春英、王海琳、范小方、李明强、李永铭、张亮东、崔明霞、彭俊良、胡江滨等十多人，共撰写《国共两党关系概论》《国共谈判史纲》《美国与国共关系》《国共人物血缘情》《国家商法经济法与台湾地方相关规定比较研究》《周恩来与国共关系》等7本著作。占整套丛书的三分之一以上。这套丛书也获得学术界的好评，原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平杰三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书评，著名中共党史专家张静如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书评。著名台湾问题专家李家泉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书评，都给予充分的肯定。时任台湾现役中将的付应川也对此书很感兴趣。台湾有关机构存有此书，说明该书对加强两岸关系发生了作用。
张春英主编的《海峡两岸关系史》填补了这项研究的空白。该书共分四卷，一百多万字，马德茂、毛磊、王军、钟祥胜等参与写作。福建人民出版社把该书列入“十五”规划于2004年出版后，获得学术界的好评。认为这是全面系统论述海峡两岸关系的历史专著，在学术界也是第一次，因而台湾学者很关注该书。台湾大学知名学者王晓波，对该书评价较高，决定在台湾出版。
总之，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30年间，我校中共党史专业的教师集中力量，执着地研究国共两党关系与海峡两岸关系史。围绕这个中心进行教学与科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全国（包括港、台、澳）甚至在国际上都有一定的影响。学术界一提到国共两党关系史的研究，都会知道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是这方面的主要阵地。
“创新”是我校中共党史研究的鲜明特点
创新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基。创新也是科学研究的灵魂。没有创新就根本谈不上科学研究。只有创新才能称得上是科学研究。我校党史教师在这方面可以说是很突出的。他们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在各项研究中从不抄袭别人现成的观点，而在艰苦研究史料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新观点，以推动本科学的发展。如为科学评价中共“五大”作出贡献、提出解放战争时期存在有反蒋“第三条战线”的新观点、对汉阳“两周案”提出崭新的观点、提出《中西500年比较》的新课题等。
我校在研究党史中能够在扎实研究史料的基础上，大胆提出前人没有提出的新问题、新观点。我们也深知中共党史研究政治性很强，在党史界流传着一句话：“党史研究无小事”，就是说党史问题是很敏感的。弄不好就与政治问题纠缠在一起，要想在党史研究中做出成绩，除了挖掘史料外，就应提出新观点，这是很困难的事情。但是，我们知难而进，执着地追求，为党史研究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我校党史教师从不同角度提出许多新观点。如传统观点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由于列强无暇东顾是中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原因，而范小方认为辛亥革命推翻帝制，民主共和深入人心才是中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因。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应把主次弄清楚。该文发表后，获得近代史学界的好评。
再如张春英于2001年在《江汉论坛》第9期上发表的《张学良在武汉时期的思想与西安事变的关系》一文提出：张学良1934—1935年在武汉时期，尽管主要是对鄂豫皖三省的红军作战，但思想上仍起了变化，即“反共好是好，就是反不了”，因而张学良提出以国共合作为基础，联合各党各派共同抗日的主张。这个变化为西安事变作了必要的思想准备。此文发表后，引起中共党史学界的关注。《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3期刊登的刘晶芳、陈述撰写的《2001年中共党史研究综述》中，认为张春英此文是对“西安事变”研究的一种突破，为深入研究张学良提供了新的观点和思路。其他教师有许多创新，因篇幅限制恕不一一列举。
以上只是一个回忆，挂一漏万，许多党史教师的成果可能未能提到，请原谅。
（文章节选自《岁月如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校友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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