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3日上午，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70年前，为保家卫国，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与强敌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经此一战，侵略者陈兵国门的图谋被粉碎，新中国从此站稳了脚跟；经此一战，中国人民不畏强暴的钢铁意志震动世界，全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经此一战，人民军队愈战愈勇、越打越强，和平发展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为这场战争胜利作出贡献的人们，谱写了气壮山河英雄赞歌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将士，他们是“最可爱的人”。他们为保家卫国抛头颅洒热血，他们英勇无畏铸就波澜壮阔的胜利，“最可爱的人”其实就在我们身边，在我们中南大的校园，让我们一起致敬！
郑昌济：随时拉响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
10月23日上午10时，抗美援朝志愿军老兵郑昌济准时守在电视机前观看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在听到习近平总书记讲“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这一句话时，郑老开心地笑了起来，他说道：“那个时候我才18岁。”
这一句话，让时光回溯，将人拉向71年前。
直到现在，郑老对于参战抗美援朝还记忆犹新，他清楚地记得每一个重要的时间点：“1949年9月，武汉刚刚解放，我觉得跟着共产党才有救，所以就想要参军。当时有三所革命大学，分别是中原大学、华中军政大学（后改成中南军政大学）和湖北革命大学，我就去了中南军政大学。”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1950年10月25日，郑昌济跟随38军坐火车从东线的集安县出发，到达朝鲜满铺。
38军由112师、113师、114师组成，郑昌济所在的114师用他的话来讲是38军中的“小老弟”，擅长守阵地。而当时他们的连队，一人只有一把38步枪、80颗子弹，这就是当时每位志愿军的所有配备，甚至一个连也只有4门炮。与武器先进的美军相比，这注定是一场极不对称、极为艰难的战争。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郑昌济自踏上这片战争的土地时，就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他向军械员申请了一颗手榴弹，想着如果到了紧急关头，为了避免被敌人俘虏，要自己拉响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这也就是刚才习近平总书记讲的，以‘钢少气多’力克‘钢多气少’，我们就是凭着正确的战略、有效的战术以及高涨的士气，为了保家卫国，才打赢这场战争的。”
回想起战争场景，郑昌济如此形容：战场上就只充斥着两种味道，一种是火药味，另外一种就是血味。他坦言，对于一个只有十几岁的青年学生来说，刚开始时确实害怕，但后来就什么都不怕了。“因为我的战友们和我一起同生共死，我没有什么牵挂，全身上下只有从家里带出来的一块手表，我把我的所有都奉献出去，这就是我的价值。”郑老笑着说道。
为了与装备精良的美军相抗衡，他们往往采取夜间进攻的战术。就是在1952年10月攻打394.8高地的一次战役中，郑昌济的右腿被美军炮弹炸伤，弹片至今还在右腿中未能取出。
负伤后，郑昌济回到武汉疗伤。1953年，郑昌济进入荣军学校继续学习、复习功课，1954年，他考入中南政法学院，成为中南政法学院第一届本科生，后留校教书，1988年就任中南政法学院副院长，直至离休。光阴荏苒，一晃70年过去，郑老将他的人生奉献给了国家与学校。
温暖的秋日阳光透过窗户，郑老小心翼翼地取出一个铁盒子，从里面取出了他的荣誉勋章与一个人民志愿军慰问袋。岁月的流逝为这些珍贵打上了时光的烙印，却一直熠熠生辉。
“进军号嘹亮的叫,战斗在朝鲜多荣耀,就算我们今天流点血,能使我们的祖国牢又牢.不被炸弹炸,不被烈火烧,我们的父母常欢笑。”郑老吟诵着这一首歌，这也是他一生的信念。
张维扬:永不消逝的电波
“1951年10月底的某天晚上，我们进入朝鲜，到达对岸一看，满目疮痍，残垣断壁，没有一栋完整的房子，在昏暗的月光下显得特别凄凉，我心中荡起一股无名怒火，一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保家卫国的责任感油然而生。”1949年9月至1950年5月，张维扬毕业于中南军政大学，被分配到中南军区通信学校。1951年秋，100名毕业于通信学校的学员前往天津东局子的华北通信团紧急培训，准备开赴朝鲜战场参战。“赴朝的军列从安东（先现名丹东）方向驶来一辆伤兵车，停在锦州，我看到车上除了医务人员外，全部都是缺胳膊断腿的，我的心一下紧缩起来。” 张维扬回忆跨越鸭绿江时的情景说。
奔赴朝鲜前，张维扬被分配到23兵团某团担任小型无线电台长，算是一名‘小官’， 3名报务员、12名摇机员，一匹骡子，这便是他全部的“家当”。一过鸭绿江就连续5天5夜急行军，为了减轻负担，保证行军速度，他们将连挎包里的牙膏、肥皂都扔掉。某天夜晚，队伍走在陡峭的高山上，右边就是万丈悬崖，摇机班班班长把一个铁桶斜套在头上，既可以挡雨，又起到了给战士们引路的作用，大家便循着若隐若现的白光蹒跚前进。每到宿营地，战士们就立马忙碌起来，有的架天线，有的摇发电机，有的挖防空洞。部分电文很长，他们往往需要在气温零度以下，脱掉棉袄，一摇就是几个小时。
到了朝鲜后，张维扬部队的第一个目的地是南市，他们的任务是在该市附近修建一个军用机场。经过一个多月的日夜奋战，机场初具规模，正当他们庆祝完工时时，敌机已对准跑道俯冲下来，并投下炸弹。“扔下的炸弹有的当即爆炸，有的延迟爆炸，这下可把战士们的肺都气炸了，谁也不甘心一个月的劳动成果毁于一旦，大家都踊跃报名去挖定时炸弹，我也报名了，可领导不准电台技术人员参加。”在清除电台驻地附近稻田中的一颗定时炸弹时，战士们以弹洞为圆心，围成一个半径25米的圈趴下。指挥员一声哨响，第一名战士提着铁锹飞奔到弹孔旁，使劲全身力气挖掘5分钟，再一声哨响，第二名战士跑去接班……挖出那枚炸弹后，便套上绳子向远处河沟里拖去，然后引爆。战士们就是以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奋勇排弹。
1954年，张维扬转业后到红安县文教科工作，因性格开朗深得大家的喜爱。他喜欢打篮球，在部队时就是主力军，还成为了新洲、红安、麻城三县联队的主力队员。1956年参加高考，被武汉大学录取，毕业后在原湖北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前身）等高校教学30余年，桃李满天下。
“我们应该以平常人的心态，要处世达观，待人友好；教育下一代，做一点力所能及，有利于我们这一伟大时代的事。不辜负长眠于长眠于地下的战友。” 张维扬说。
陈克文：抗美援朝志愿兵的“教导员”
这场保家卫国的战争，每个人都在贡献自己的力量。陈克文在湖南邵阳导群中学读书时，是学校第一批团员，他思想觉悟高、政治素养强。1950年底，为响应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的号召，他积极投身于号召知识分子参加军队运动中。
1951年1月，陈克文来到武汉，在第四军械学校接受军队教育，真正成为了一名志愿军。第四军械学校是抗美援朝志愿军培养的摇篮，主要对志愿军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军事技能教育。
“学校的核心工作是培养上抗美援朝前线的军事技术人才，同时为前线回国后的人员提供再教育。”学校对学员要求很高，学习任务重、训练强度大、生活管理严格。因为在校表现突出，陈克文还未毕业时就被安排留校任教。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学员刚入伍时，很多人哭的很厉害，一来是因为想家，毕竟大部分都是十几岁的学员；二来训练很苦，学员是在铺满煤渣的路上训练。但经过培养后，我们的学员都非常骁勇善战，在某场战役最后，有一位战士用拼刺刀的方式，以一抵三灵活突出重围，把敌人消灭掉。但拼刺刀后至少要休息3个月才能正常工作”。他描述当时的场景。
1953年陈克文因身体不适住院接受治疗，在此期间他自学数理化，干部转业后于1956年参加高考，被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录取，后来到我校工作。“我们要为党和国家培养更多的人才，希望新时代的青年能够将老一辈的革命精神和光荣传统继续传承下去。” 他寄语后辈。
（记者 崔桢桢 卓张鹏 照片 张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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