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彩虹，湖北财经学院1977级校友，原中国建设银行董事会秘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特聘教授、金融校友会会长。
题记：2018年6月，我回到了母校任教。住在当年学习和生活过的首义校区。校园的一草一木，一楼一宇，无不勾起我对往事美好的回忆。但每每落笔，我竟然不知从何说起。或许，一种情感超越了某个边界，就一定要等到某个时点，相配的文字才会爆发。2012年纪念大学毕业三十周年时，我“爆发”过几行文字，今再布出来，算是下一次“爆发”的预热。感谢李光明同学精心保存的几幅照片，让这些文字和那个时代一下子鲜活起来。
记得是一九七七年年底或是一九七八年年初的一个日子，我接到了湖北财经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录取的专业为“基建财务与信用”。当时的我，在湖南省湘乡县一个公社的中学做民办教师。我先是高兴万分，随即又一头雾水。一是我根本没有报这所学校，二是不知道“基建财务与信用”专业，学完后是干什么的。我拿起通知书，向我们公社最有文化的教委主任讨教。
教委主任看了好几遍通知书，肯定地说，录取通知是真的。至于“基建财务与信用”专业，他亲切地拍了拍我的肩膀说，“毕业后回来当会计吧”。那个时候在我们湖南乡下，会计是一个很好的工作，我虽然对此没有什么向往，但毕竟可以让我脱离水田劳作之累。就这样，怀揣一种新生活憧憬的兴奋，在一九七八年春节后，作为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我来到了武汉，走进了校园。
如今，离开校园已经三十年了。每每回忆起来，已记不得校园里曾有过的“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倒是那些细小琐碎的事情，历历在目，想起来，真有几分时代的浪漫，又包含有许多人生的特别滋味。
入校后的第一件难事，就是手中无一分钱，生活极为拮据。我上学，亲朋好友好不容易给我添置了毛巾、脸盆等几件必需品，再就是凑足了路费，身上则不再有一文钱了。当时的想法是，上大学国家会负担费用的，一切到了学校都会解决。
还真是，没有多久，学校就开始评定助学金。我享受到了甲等，22.5元一个月，其中17.5元是伙食费，不发给本人，由学校掌握；5元零花钱，发给学生。对这样22.5元的助学金，我一直怀有此生不渝的一种感恩之心。这是国家给予我的资助，我自当一生都要报效祖国。这是天然的逻辑，也是天然的情感。想到这一点，我也一直认为，当今的社会，还是应当有更多这样的“国家资助”和“国家安排”，它会让国人更有国家感和爱国情怀。
我们宿舍叫28号楼。记得在28号楼里，我入校时住过一间宿舍，后又被调整过一次。同宿舍的同学，也就先后有过十来人。广东来的同学在我们眼里，是相对富裕的，他们有的有收音机，那是很了不得的事情。应当是梁同学吧，他每天早上用收音机收听广东台节目，那个“广东人民广播电台”的呼喊声，自然成了我们的“叫醒服务”，以至于几十年后，我仍然可以用标准的广东话说这几个字。
调整后的宿舍，最靠大楼的顶头，广东的“叫醒服务”没有了。但隔壁的高同学，几乎天天很早都在收听短波的“英语九百句”，效果一点都不弱于“广东人民广播电台”。我说不清楚，现在我能够用英语交流，是不是那时候就培育了一种听力潜质。当然，这是调侃。
调整后宿舍里“同居”到毕业的，有刘同学、余同学、李同学、甘同学、牟同学和杨同学。刘同学和余同学都是湖北人，讲武汉话。对于我，听武汉话没有什么困难，本来不打算学讲本地话。有两件事激励了我，硬是学会了标准的武汉话，至今只要有环境，说起来自己就成了“咯板板”的武汉人了。
一件事是上大课，两个班一百多人参加。老师问了一个问题，请一位同学回答。那是一个课程之外的问题，应当说知道答案的人，可能很少。被点名的同学是武汉人，不是王同学就是薛同学，他的回答竟然是，“我找不到”。我想，既然还可以找，你“找不到”，就使劲去找找看吧。原来武汉话里“找不到”就是“不知道”。我觉得武汉话非常有趣，想想学会这种语言，生活会多些色彩。学习的动力就这样来了。
另一件事是我受到了“刺激”。入学后，计算技术课给我们每人发了一把算盘和一把计算尺。上计算课时，老师还让我们学会了使用手摇计算机。据介绍，外国发明了一种计算器，国内已经能够见到，老师在课堂上，还借来了一个计算器给我们看，真是大开眼界。课后，好事的同学一起，决定到武汉最大的商场去看看，那里还真有那玩艺。我们请售货员拿计算器让我们看看，漂亮的女售货员一开口，我们就被镇住了：“看么事来，又买不起！”事后，武汉的同学告诉我，如果你用武汉话说，她就不敢这样了。对了，我们用的是普通话。
从28号宿舍楼往东，有办公楼、图书馆和我们的教室。往西就是围墙了。如果往北走，则有我们的食堂和礼堂等建筑物。28号楼前的水泥篮球场和大操场，应当是一个最值得夸耀的大空间。即使如此，走过大操场，就是外面繁荣的街道了。不错，那条一直贯通校园从前门到后门的主道两旁，当然地还有着这样那样的一些楼房和平房。我们的校园本来就不大，外单位占去一部分，这就让我们更感觉空间的紧迫。但就是如此的校园，一想起来，又何时不索绕心头，清晰得触手可得？
就是在那里，我们度过了特别的青春美好时光。带着那个时代的特征，我们追逐既有的知识，又寻找未知的价值理念；我们学习和翻阅砖瓦灰砂石的定额，终于搞懂了“基建财务与信用”，不过是为盖大楼计算材料、设备用量，计量用钱多少，设计短期贷款安排，确实是要“当会计”又不仅仅是“当会计”；我们更是发现了学习中远没有清楚答案的大量难题，它们涉及到不只是具体的知识，还涉及到人生的理想和未来——它们是我们一生都在试图去解答的题目。校园四年的学习和生活，我以为，最有价值的，就是我们被引导到了这些问题面前。这又如何不让我们，向那些教给我们知识、方法和价值理念的老师们，投去由衷的敬意呢？我不由地想到了他们，彭老师、陈老师、卢老师、雷老师、赵老师、刘老师……
毕业时的同学聚餐，食堂准备了当时说来是最丰盛的饭菜。学校规定是不能喝酒，当然没有酒提供。我看到，还是有同学弄来了些啤酒，试图让气氛由某种离别的沉重，一时被聚会时的热烈所替代。不知道几十年后的同学们，还记不记得那个时刻，虽然聚餐的气氛很是热闹，有些同学也在兴奋地通报分配的去处，杯觥交错，南腔北调的高声低语混作一团，却总是驱不散心头那淡淡的离别忧伤。
罗同学是我们班年龄最小的同学之一。情感的超常富有，使他热爱诗歌，成为我们公认的诗人。正因为此，校园生活中哪怕是细微的事情，也容易触动他心灵深处的敏感琴弦，写出动人心魄的诗句。就在毕业考试完成之后，就在聚餐之后，他写了一首小诗，描绘毕业即将各奔东西时的心态。其中有几句，我是没齿不忘——“还有那狂欢后的心绪，不是轻松，尽是惆怅”。
是啊，毕业考试完了，分别的聚餐也结束了，我们就将离别校园，离别敬爱的老师和亲爱的同学了，“自古多情伤别离”啊！好在罗同学还有一句诗，“或许空间的延伸，会缩短心与心的距离”。是的，在空间里，虽然我们将走出彼此的视线，却永远也走不出彼此的牵挂。这，就是真正的校园情吧。
最令人伤感又壮美的一幕出现在武昌火车站。张同学分配到西藏工作。临行时，还没有离开学校的同学都到车站为他送行。车窗里出现的那张仍然有些顽皮的脸，一下子被送行同学的道别呼喊，特别是女同学的哭声所深深震撼，顿时泪水涟涟满面。不一会，那张脸就随着火车的移动，慢慢地远去了。那只伸出车窗挥动的手，则永久地定格在我离别校园的记忆中。
毕业之后，我一共也就回过两次母校。其中有一次邀请我给一些博士生和硕士生做了个讲演。在问答交流环节，一位博士生问道，我们的学校，和北大、清华、武大等名校相比，在社会上没有什么大的名气，虽然我们也是寒窗辛苦，读到了硕士、博士学位，心里总感觉这些学位不够气派，不知师兄如何看待我们这些非名校的博士、硕士，我们未来的社会之路又应当如何走。
学校那时已经更名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在社会上有了相当大的名声。这位博士生的问题，还是足够份量地敲击了我的内心。在思索片刻之后，我脑海里突然冒出了一句颇有哲理的“名言”：学生不会因为学校有名而有名，但学校一定会因为学生有名而有名。我用此言，回答了那位师弟，并将此作为师兄的一份盛情之礼，送给了在场所有的师弟、师妹们。
在毕业三十周年后的今天，我还想将此言，送给我所有的同窗，虽然我们已经不再年轻，我们仍然可以以已之力，做出点滴的贡献，增加母校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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