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由特朗普政府一手挑起的中美贸易摩擦呈现升级趋势。美挑起对华贸易摩擦是全球化时代权力转移背景下霸权国预防性打压崛起国以维护自己优势地位的战略举措。国际体系中老大打压老二似乎成了国际政治的铁律。自二战结束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美国先后对实力接近自己的苏联和日本分别用冷战和金融战方式进行打压。金融危机后，中国GDP很快超过日本位居第二，这让美国感到芒刺在背，必除之而后快。在此背景下，美方无视全球化时代全球产业转移、美国民众储蓄过低、美对华技术出口管制、美利用美元霸权不断发行国债及9.11后发动耗资巨大的反恐战争等因素带来的中美贸易失衡的事实，一味指责中国所谓“强制技术转移、窃取美国知识产权、政府补贴国有企业等“不公平竞争”政策是导致美国工作流失、制造业衰落的根本原因，蛮横要求中国进行其所谓的“结构性改革”。
美对华政策显然超出了国与国之间正常竞争的范围，陷入对华零和博弈的恶性竞争。美执政鹰派不大在乎对华贸易战带来的“杀人一千、自损八百”的双输结果，更在乎的是遏止中国经济进一步增长、技术上赶超自己的战略效果。对美国来说，经济利益从来都是服从于确保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地位的战略利益。为了从根本上遏制中国赶超美国的势头，特朗普政府决定釜底抽薪，拿作为中美关系“压舱石”的经贸交流开刀，利用中方担忧因经贸“脱钩”重回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冷战”的心理漫天要价。在其无理要求被拒后，便利用霸权实力对华极限施压。美方的极限施压具有如下特点：
一是层层加码，步步紧逼。表现为先是对中国500亿美元的输美产品加征25%的关税。在遭到中方反击后又对中国2000亿美元的输美产品加征10%的关税，进而在第十一轮谈判破裂后将税率立即提升到25%，并启动对剩下的3200亿美元输美产品加征25%关税的程序。美方不能容忍中方对其粗暴举措有丝毫的反击，变本加厉地对中方反制进行疯狂报复，可谓丧心病狂，霸凌至极！
二是全政府施压模式。就是为了实现白宫迫使中方达成特朗普所说的“极好”的经贸协议，美贸易代表办公室、国务院、商务部、财政部、司法部、国防部、国家情报部、国土安全部、农业部、国家安全委员会等多部门协同行动，纷纷使出本部门对华施压的招数，让中方感受到美方“组合拳的重击”。例如美贸易代表办公室负责在双边经贸谈判中拟定要求中方让步的方案及加征关税的中国输美产品项目清单。美国务院负责在外交上诋毁中国“一带一路”，其政策设计室主任斯金纳抛出中美“种族冲突论”。美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出台封杀华为的禁令。随后其国际安全与防扩散局宣布对中国十三家公司和个人实施制裁。美财政部警告中国政府不要用“乘机让人民币大幅贬值”来减少或抵消美对华关税战的效力。美司法部则行使“长臂管辖”，要求其海外盟友逮捕所谓“违反美制裁法令”的中国公民，同时对被疑有“窃取知识产权”的中国访美学者进行盘问、搜查。美国土安全部则负责收紧对涉及高科技领域的中国留学生、学者的签证，阻碍中美正常的文化、学术交流。美国防部则负责在南海、台海打着“航行自由”的旗号，派遣先进战机驶入中国南海岛礁附近海域，穿越台湾海峡，向中方挑衅。美中情局则秘密资助疆独、藏独组织，策划对“一带一路”沿线项目的破坏。美农业部则评估美农业因对华贸易战而遭受的损失，作为政府对农业补贴的依据，确保中西部农民对特朗普的支持。美国家安全委员会则负责制定对华总体战略并进行跨部门协调。
三是蛮横无理，多管齐下。表现为在两国多轮经贸谈判中美方强打恶要，得寸进尺，不断向中方提出新的要求，甚至无理要求中国做出有损国家主权和尊严的让步。而对于中方提出的取消已征关税的合理要求则拒不接受，摆出一副居高临下、骄纵傲慢的姿态。在其无理要求遭到中方拒绝后，则故伎重演，对中国实施新一轮的极限施压。为了迫使中国“就范”，特朗普政府在宣传、科技、台湾、金融、外交等多个领域对中国“配套”施压。宣传上，美国称因所谓中方“反悔已做出的承诺”而导致谈判破裂，将谈判失败的责任归咎于中方。科技上，美国商务部将华为列入所谓禁止出售美国产品的“实体清单”，全面阻断美国企业与华为的商业往来。台湾问题上，美众议院通过《台湾保护法》，怂恿台驻美机构“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更名为“台湾美国事务委员会”，不断挑衅大陆的底线。金融上，美国通过高举关税大棒制造恐慌情绪，让国际资本加速撤出中国，使人民币兑美元大幅贬值。外交上，拉拢欧日发表美欧日三方联合声明，向中国展示美与其主要盟友在对待“非市场导向的政策与做法”上的立场一致。还在全球封堵华为“5G”技术上胁迫其盟友“选边站”，并试图通过改善美俄关系来离间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最大限度地孤立中国。美国媒体也在用诸如“中国窃取知识产权导致美国损失6000亿美元”的不实数据来误导民众，鼓动民众支持政府对华强硬施压。
美对华贸易战是一种逆全球化潮流而动的单边保护主义行径，破坏了国际多边贸易体制，严重扰乱了全球产业链，给世界经济前景蒙上阴影，既引起了美国国内农业、工商业利益团体的不满，也遭到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反对。虽然贸易战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负面的，给中国经济造成的伤害也大于美国，但无论从绝对意义上还是相对意义上看，这些影响和损害都是可控的。近期中国股市遭受重创更多的是由贸易战引起的心理恐慌而非经济基本面驱动。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释放更多的国内总需求，可以缓解贸易战对我国实际GDP和就业带来的负面影响。
从战略上看，美动用国家力量打压中企及对华极限施压，表明自尼克松政府时期美确立的对华既接触又遏制的交往模式不复存在。以特朗普为核心的美鹰派政府将中国视为前苏联，将对华战略调整为全面遏制，欲成就“里根式”的打赢对苏冷战的“丰功伟绩”。中美关系再也回不到从前。美国已成为中国实现两个“一百”目标的最大障碍或拦路石。对此，中国应调整对美战略思路，改变先前“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坏也坏不到哪里去”的惯性思维，做好与美打“持久战”的准备，在当前美强我弱的态势下，中国应以太极拳的以静制动化解美国“西洋拳”的重拳出击，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以科技创新驱动经济结构转型的步伐，着力防范经济社会领域的重大风险，巩固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进一步发展中国与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关系，稳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不为浮云遮望眼”。当今的中国不是自我封闭，向世界输出“共产主义模式”的前苏联。中国已通过数十年的改革开放与世界紧密联系。美方即使可通过加征高额关税和禁止本国企业与中企合作来切断两国经贸往来，但也难以胁迫世界其他国家跟随自己封堵14亿人口的中国大市场。何况当今的中国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经济韧性，对于美方肆意挑起的贸易摩擦和战略遏制具有极强的抗压能力。反观美国，不仅国内两党政治极化，而且其“美国优先”的自私、单边、保护、霸凌行径既逆世界潮流，又不得人心，继续下去只会加速其霸权实力的衰落。
从贸易战的发展态势来看，虽然从短期和表面上看都是美方主动出击，中方被动应对，但发展趋势对美方越来越不利。首先从全球地缘政治上看，俄罗斯干预乌克兰和叙利亚内战、伊朗在美国制裁下依然挺立、朝鲜弃核停滞不前、委瑞内拉反对派政变失败等问题既在一定程度上牵制或分散了美国的战略资源和精力，也令特朗普政府的极限施压策略变得不可信。这使特朗普政府很难做到集中国力和精力全力打压中国。从美国国内政治发展趋势来看，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即将打响。特朗普深知自己的政治前途主要系于选举前的美国经济表现，也知道败选可能带来的民主党政府对其涉嫌偷税、竞选违规、“通俄”等带来的司法调查后果。他很想与中国签订一份对美国“极好”的协议。先前谈判中中方在知识产权、市场准入、政府补贴等多个领域让步的消息也刺激了美国股市上涨。这让先前反对特朗普加征关税的农场主、工商界人士欢欣鼓舞，他们因特朗普极端粗暴的做法反而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转而支持总统。但特朗普蛮横要求中方单方面、实质性让步的“胜者通吃”做法导致中美谈判破裂，美国股市大跌。投资者预期变得不稳定。大幅提高关税率和可能对中国输美3200亿涉及美民众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加征关税也使美国经济蒙上阴影。若不解决，势必拖累大选年美国经济，进而影响特朗普的连任选情。所以，只要中国看穿特朗普政府极限施压的伎俩，坚持在平等基础上开展双边经贸谈判，破灭特朗普以极限施压获得“豪赢”的幻想，或许可能让特朗普为了选举的需要与中方展开务实的谈判，尽早结束对华贸易战。当然，目前看来这种可能性似乎不大。但只要中方保持战略定力，以应对1989年美国对华全面制裁的心态应对美方极限施压，就可以将贸易摩擦带来的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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