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本学期的课程就到这里，下课。”
2017年六月的一个周三，傍晚时分，法学院刘焯老师用一句普通的下课结束语结束了自己第二次手术前夕的最后一节课，话音刚落，几个学生围到她身边，提出学习中遇到的困惑，刘焯始终面带微笑，一一耐心解答。半个钟头后，学生们离去，刘焯双手轻柔腹部，慢慢站起，向外走去。
自1983年以来刘焯便扎根讲台，从事法学教学和科研工作；因为身患胃癌早在四年前她已经动过一次大手术，在今年被检查出病情反复，于暑假期间再次接受手术。可她的学生都说：“如果不是从其他老师那里听到刘老师患病的消息，怎么都看不出来她是一位重病患者。”
“以祖国的法学教育工作为事业并矢志不渝，我由衷地感到无悔与荣耀。”
这是刘焯从教三十余年以来的感言。的确，她将关心与温暖送予了学生，将赤忱与热血奉予了教育事业。
法学院理论法学系教师龚春霞对于刘焯来说有两个身份：在多年前，龚春霞是刘焯的学生；现如今，龚春霞是刘焯的同事。“课上的刘焯老师十分严谨认真，课下的刘焯老师十分平易近人，她能够准确认出并记得学生的名字，说明她真正将学生放在了心上。”
不仅将学生放在心上，工作更是刘焯的心头肉，即使是患癌住院，也从不落下工作半分。在进行完第一次胃癌手术后，刘焯瘦到只有七十多斤。而只要有同事来看望自己时，她关心的议题便是学院的工作。待身体稍微好转一些，刘焯便立马回到了教学一线。
“我们都劝她先养好身体，但她总说自己没问题。像上学期《法社会学》这门课，我们提出跟她共上，可以给她分担点，但她拒绝了。”法学院副院长陈柏峰说。在刘焯看来，在身体允许的范围内，一定要努力完成好自己的教学工作。而且自始至终，她都不愿意麻烦其他人。
尽管患病在身，刘焯仍尽力保证不落下任何一场开题答辩会。“有的时候看她脸色苍白，依旧出现在答辩现场”，与刘焯同在理论法学系的教师资琳说，只要是上课，刘老师都保证每节课都提前十分钟到教室准备，下课后也确定没有学生问问题后再离开。研究生蔡爽说：“放假前和开学前，邮箱里都会定期收到刘老师发来的邮件，雷打不动，不是让我们假期看书，就是让我们开学后去找她汇报学习进度。”她尽力保证出席每一次的读书会为学生们答疑解惑，认真聆听学生们的读书汇报情况，为他们指出读书方法上的不足及改进方法。对于学生们的读书报告，她都会认真批改，会逐句批注，将好的词句标注出来，字里行间都是她对学生的用心。
刘焯入院继续接受第二次手术后的第三次化疗，心中仍牵挂着她的学生们。在看到学院群发的预答辩通知后，她给陈柏峰发短信：“本周刚好又逢住院化疗周期，我的学生祝珊珊的论文一稿我已阅过，可以直接进行二稿的修改了！蔡爽的论文昨天告诉我完成了初稿，但我此刻改稿力不从心……为保证她能按时参加答辩，想麻烦你帮忙看看她的论文初稿，你看怎样？给你添这么大的压力和负担我真的于心有愧与难安……”说起这条短信，陈柏峰不禁哽咽，刘老师总是这样，为人谦逊，生怕为他人增添麻烦；身患重病，却始终惦念工作和学生。
“做事、做学问之前一定要先学会做人，做人最重要的就是要正直，要能够一碗水端平，做的事情一定要能堂堂正正地摆到台面上来，这样才能够服众。也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做好事情、做好学问。”这是刘焯经常告诫学生们的话，“正直为人”是她心中的一把戒尺，她尤其重视学术诚信。
在为本科生指导毕业论文时，一名学生因感念刘焯对自己论文修改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便买了一盒糕点表示自己的感激之情，刘焯将这盒糕点退还，告诉他：“指导论文是我作为老师天经地义的事情。”
刘焯对待本科生的课堂成绩的认真，也让同事们印象深刻。有一次，一名学生出国留学需要一定的课堂成绩，而刘焯授课的那个科目差点“火候”，他便向刘老师“求救”，希望能够通融通融。没想到刘焯拿出了批改过的试卷，一点一点指给学生看，跟他详细说明每道题因为哪些知识点没答到而扣分，所以没有可以“通融”出来的分数。“她就是这样一位十分认真负责、又很有原则的老师。”陈柏峰说道。（记者 崔桢桢）
本文原载于校报第595期第二版“希贤好故事”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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