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多年过去，从当年求知若渴的学子成长为一名优秀的人民教师，阵地也由台下转到了台上。刚进校园时的满脸青葱如今已是华发丛生，她始终坚守，把“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刻进了心里、融进了日常。她，就是经济学院的朱巧玲老师。
上完一上午的课，朱巧玲正收拾教案准备回办公室，再一次被一名同学“堵”在了走廊上。那名同学拿着《资本论》第三卷，寻找做好的记号，打算请教利润在各生产部门分配因而转化为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的问题。原来朱巧玲正在讲授的《政治经济学》课程引发了这名外院同学浓厚的兴趣，尤其对她就《资本论》的旁征博引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因此自己也主动买了一套仔细学习。朱巧玲感到非常欣慰，让学生真正喜欢上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愿意去翻看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这是每一个政经老师授课的终极“小目标”。
晚上，朱巧玲习惯地打开邮箱处理邮件，她收到了一封来自山西太原某大学学生的邮件。这个学生不曾和她有过任何交集，打算报考学校研究生，抱着试试的心态从查来的邮箱地址向她请教几个专业问题。朱巧玲认真阅读邮件之后系统地做出了回复。现在这名学生已被录取，而她却始终未曾谋面。类似这样来自天南地北的咨询邮件，各式各样的学生询问电话，朱巧玲总是不厌其烦地答疑解惑。经常有外院的学生请她指导社会调查实践，也有非指导的学生请教论文的撰写。在朱巧玲的眼里，学生不分本校外校，不分本院外院，面对的只是一个个求知的灵魂。
在教学生涯里，朱巧玲还携带过各式各样的“背包”。这个“背包”其实是Holter，又称24小时动态心电图检查仪。朱巧玲第一次见识到这个“背包”是在2002年的《宏观经济学》的课上。那年体检，因心电图不太正常，校医建议朱巧玲请假去大医院复查。为了不耽误上课，她让医生帮忙装好仪器，带着这个小小的“背包”按时走进了课堂。那一年课上的“背包”成为统计2001级同学大学生涯里永恒的记忆。
2003年10月，她先生突发腰椎间盘滑脱，住在中南医院近2个月。她既要照顾先生的饮食起居，又承担着教学和科研任务，加之这年9月她刚进入博士学位学习的第一学期，学习任务也很繁重，可她硬是没有耽误学生的一节课，并在先生的病房里完成了承担的《微观经济学》教材的编写工作。
2013年1月朱巧玲经历了一次大手术，她忍受着病痛，坚持在医院里完成了2011级博士论文的批阅工作。医生要求她至少在家休息半年，可新春一开学，她便走上了讲台。大病初愈体力不支，她不慎在上课时摔倒。可是她仍微笑着坚持上完这一课，这个情景一直印在当天听课的文澜学院同学的脑海中。
朱巧玲常说，“精神都是打出来的，张开笑脸，没有什么难关不能过。我要把阳光的一面留给学生。当我走上讲台时，就时刻提醒自己，要给学生积极向上的信号，给予他们积极的引导。”她教过的班上有一位学生因感情挫折而厌恶人生、厌恶学习，家长为学生请了心理医生并办了缓考。朱巧玲得知这一情况后，不仅耐心辅导这名学生的功课，而且交心谈心，鼓励这位学生以积极的态度勇敢的面对遇到的各种困难。在开学后的考试中学生考了88分，整个精神状态也转变过来了，家长在电话里一再感谢她对孩子的帮助。
虽然已评上教授很多年，但朱巧玲还是最喜欢“老师”这个称号，因为那个三尺讲台凝聚了她的全部。把每一个学生都当成自己的孩子，她是一名朴素的人民教师，一名平凡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本文原载于校报第594期第二版“希贤好故事”栏目
编辑：
转载本网文章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