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完成的讲义——缅怀我的父亲杜润生教授

○杜忠洪

　　得知我校获得统计学一级博士授权单位的消息，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这是因为父亲为统计学科在我校的建立和发展，付出了毕生心血和不懈努力。如今统计学科在我校已稳健发展壮大，并为学校赢得了一级博士授权的荣誉，父亲的愿望最终得以实现，我不禁感慨万分。

　　旧中国经济贫穷落后，政治腐败，青年时代的父亲立志科技强国，分别报考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同时获得了录取，父亲选择了清华大学经济系就读。因为学习成绩优异，依据清华大学“大学四年，学习成绩平均分数在八十分以上，得以升入经济研究院研究”的规定，进入清华大学经济研究院师从我国统计学界泰斗、著名统计学家戴世光教授攻读统计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应印度加尔各答统计研究所的邀请任研究员，在该所工作二年，主要研究统计学抽样调查的理论与方法。期间发表过十来篇关于印度经济情况的统计调查报告和论文。回国后，曾在华中大学等多所大学任教，讲授统计学课程。

　　1948年初，父亲在河南大学任教。当解放军第二次解放河南省会开封后，中共党组织便接管了河南大学，父亲即参加了党组织举办的教师职员培训班，接受了为期半年的政治教育，成为了一名建设新中国的知识分子。

　　1950年9月，他在河南大学创办了统计学专科。1951年，他37岁时被聘为正教授，成为当时我国统计学科为数不多的正教授之一。1952年，在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中，父亲随河南大学经济系并入中原大学任教。1953年中南财经学院成立后，他出任统计系主任多年，湖北大学时期，又多年任校委会委员。

　　1962年父亲应厦门大学统计系邀请，赴该校讲授数理统计原理，受到了厦门大学高度好评。

　　父亲对统计学是非常酷爱的。他曾告诉我，统计学是一门综合性科学，其中用到了大量的数学及其它学科的专业知识，范围几乎覆盖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一切社会生活都离不开统计，统计的重要性对国家的作用无论怎样强调也不过分。

　　日本侵华时期在西南联大读研究生的父亲，为了抗日救国“投笔从戎”报名参加了中国青年远征军准备到缅甸去打击日本侵略者。在从军这段十分艰难的日子里，在潮湿的营地中，他也没有放弃学习，坚持完成数理统计的学习笔记。（后因眼睛的原因未能随军前行缅甸）。

　　1958年知识界“拔白旗”运动中，父亲作为学校的“白旗”受到了“白专”典型的严厉批判。批判理由是父亲研究数理统计为替代普查、减少工作量而引入的抽样调查方法是玩什么“数字游戏”。但他一笑了之，仍然孜孜不倦地进行统计分析学术研究。文化大革命中，父亲又被戴上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帽子，受到了残酷的批斗，父亲没有因受到批判而放弃所热爱的专业，回到家照样挑灯夜读。

　　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典型调查的方法是统计学的基本选择，我国学术界对社会统计学与数理统计学还无法接受，这使父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暂时得不到应用，撰写的大量数理统计学研究论文也无法发表，只能束之高阁了。

　　多年的潜心研究使他对数理统计和抽样调查理论有着自己独特看法和见解。父亲曾多次表示过这样的观点：随着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统计在国家管理、企业管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越来越重要了。如果其它学科和统计学相互渗透和结合，对国家大有用武之地，将使统计学拓宽视野考虑经济学意义上的效率、动力和均衡配置资源的问题。我研究的市场经济理论，虽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无法实施，但我也决不放弃对市场经济理论的探讨研究，有信心等待学术多样化这一天的到来，统计学科一定会在我校健康发展壮大。

　　父亲是一个对教学和科研工作具有强烈责任感的人，他并不因为自己所学的专长不能发挥就消沉，而是积极投入到统计学其他科目中去。在湖北财经专科学校时期，父亲改讲基本建设统计学，在当时没任何教材的情况下，为了掌握第一手资料他不顾已经60多岁的年龄，经常挤公共汽车深入到一冶、武钢等地调查收集数据。父亲是一个对待学问非常严谨一丝不苟的人，他利用所掌握的统计学理论与收集到的建筑企业有关资料，着手编写了一套针对性很强的教材，填补了学校基本建设统计学教材的空白。为了提高学校中青年统计学教师业务水平，父亲发挥他数理统计的专长为他们讲授数理统计基础知识，为学校培养统计学人才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文革结束后，迎来了教育改革的春天。1979年，学校恢复重建计划统计系，父亲大有作为的时机到来了。为此，他兴奋地将多年来研究的统计学理论成果进行了系统整理，特别是针对当时我国统计学中未被采用的抽样调查理论与社会统计理论为基础，准备编制一套详细的统计学讲义用于教学。为了编制这套讲义父亲废寝忘食，日以继夜，晚上有时只睡3、4个小时，第二天又为讲义中所需的数据深入生产第一线收集资料，在这期间无论是身体出现问题（高血压）还是严寒酷暑他都没有停止过。1979年7月，全国计量经济学会第一次研讨会在北京召开，在湖北省选中了两篇经济论文，其中有父亲的论文《论基本建设投资效果》。他被邀请到北京参加研讨会，而此时父亲正忙于编写统计学的讲义。为了参加会议，又要准备相关资料和办理一系列手续，这对于他的身体是严重的透支，但父亲已顾及不了这些，匆忙放下手中的笔，冒着7月的酷暑独自前往北京参加研讨会。由于过度劳累，7月13日早上在北京晨练时不慎摔倒引发脑内出血，父亲在学术春天的黎明永远的离开了我们，带走了他对统计学发展的新思维，大量未发表的统计学研究论文因此无法发挥作用。父亲的突然去世对我们家和学校统计学专业都是无法弥补的损失，我非常痛心。

　　当我从北京处理完后事回到家里，看到父亲放在书桌上未完成的讲义，心中非常难过和遗憾。父亲用毕生心血研究的成果终究未能实现为我国统计学做出贡献的愿望。讲义虽然没有写完，但是父亲对科学真理挚着追求的精神、对做学问实事求是的态度、对时间分分秒秒的珍惜，已深深地镌刻在我心中，激励我直面工作、学习和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