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火中的国立商学院（下）

○刘晓航 整理

　　国难当头他们选择是回国投身抗日救国中！更有好几位没有出国的会计、经济学专家教授，如刘炳炎、蔡次薛、吴堉干、吴德彰。

　　刘炳炎教授毕业于南京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财政系。毕业后留校读研究生并在政治大学的蒙藏学院任教。刘先生非常勤奋、敬业、谦逊、儒雅。课讲得非常透彻，指导性强，布置的课后习题独到新颖、抓住要领、活而不难，实用性强。在缺乏课本来源的战争时期，刘先生完全采用他通过邮购来的美国西北大学的原版会计教材，主要讲授《高等会计》和《会计制度》。由于完全没有教材，刘先生是白天上课，晚上就在煤油灯下刻蜡版，第二天油印出来发给学生。所以他的眼睛高度近视达600度以上。上世纪80年代，这批商学院的同学来看望老师时，他一见面就能够说出学生的名字及当时的趣事。学生们都感叹：我们都是全靠跟您学的会计知识干了一辈子会计工作！

　　刘先生在国立商学院期间曾任沅陵分部主任。分部占地50亩，房屋面积二千多平方，全部是青砖柱子青瓦房顶，竹子做隔墙外面用泥巴一糊。刘先生自己花钱请当地人帮忙盖了一间，位置正好在关闭张学良的凤凰山的沅江对面。遇到涨水季节，刘先生半夜经常要提着马灯上堤坝看看水势，以便及时通知同学们疏散。沅江上不时会看到洪水冲下来的整栋木结构的房屋，里面还有喊救命的人。

　　学校对学生实行导师制度，每20个学生一个导师：关心学生的思想品德、学业、身体状况；及时发现学生的不良习性或特殊事项，并随时通报。因为学生将来都是国家栋梁必须正确引导。在远离家乡又不能够与其家长联系的战乱时期，身为校长、系主任、老师的责任都很大，既是老师也是家长，处处要关心到。

　　图书馆是学校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师生读书进修的地方。与其他内迁的大学一样，因为学校内迁图书资料都毁于一旦了。学院图书馆的建设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虽然仅有五、六十个位子但是图书资料却很丰富：如王亚南翻译的《资本论》、马寅初的《经济学概论》、潘序伦的《会计学》、英文版的卡尔马克思《资本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都有。本学院教授的著作也不少，如朱剑农教授的《土地政策》、胡伊默教授的《有闲阶级论》。还从镇江图书馆运了40箱藏书过来，所以如莎士比亚、荷马、狄更斯、莫泊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的世界名著都有。图书馆是由80年代中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特聘教授沈如琛女士担任主任。

　　学院的科研成果也相当可观，而且极具影响力。如正式出版的图书教科书有朱剑农教授：重庆中华书局《自耕农扶值问题》、国民图书出版社《节制资本原论》；侯哲俺《农村金融纲要》；吴德培《交易所论》（教育部指定大学用书）；张辑颜《应用审计学》、《应用铁路会计》；胡伊默《有闲阶级论》、《土地改革论》；张振荛《抗战期间湘西桐油产销调查》；蔡次薛《各国战时财政政策》。其他不一一介绍。

　　学生在课堂学习外还要到银行实习、要进行社会调查。针对战争局势的需要主动提出研究课题，并且上报教育部审阅后供政府、财政部作战时决策的经济参考。学校对学生的论文还举行比赛、评奖，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发现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

　　学生的课余生活很丰富的。有自己的剧团，可以演出如话剧《日出》、《北京人》、《雷雨》、《家》、《放下你的鞭子》，粤剧《结婚进行曲》、《冒牌秘书》，京剧等。可以演唱流行抗日歌舞或思乡歌曲。

　　1943年校方创办了《国立商学院院刊》，刊登师生的科研论文、战事要闻、评论、校园社会团体的活动消息、师生动态等。不少老师和学生还在地方报纸上设有自己的专栏，定期或不定期发表文章，评论战争时局。王明善同学还以湖南沅陵《中报》特派记者身份到芷江参加日本军代表向中国投降的签字仪式，目睹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时刻，亲眼看到日本入侵者的全权代表今井武夫摘下自己腰间佩挂的长剑，双手举过头，呈交给萧肃将军。

　　学生在学校里可以办自己的墙报，发表短小的文章。琳琅满目，内容多种多样，非常吸引人。

　　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国立商学院培养了1200多名高素质、高水平的商务财经人才。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都是新中国经济界的骨干力量。从远离家乡、流落湘西的战火中走出来的他们深深地懂得国家强盛的重要，对新中国无比的热爱，都决心为国、为人民贡献力量！武汉大学、江汉大学、华中农业大学，武汉长江大桥工程局……都有他们的身影。国立商学院有好几位地下党员，朱剑农教授是其中之一。

　　学院根据教育部的办法实行甲、乙两种奖学金。对教师也有学术奖金，金额不等。湘西是个土匪出没的地方，加上物价飞涨学校的经费很紧张，地方势力非常想学院能够聘用当地的人负责后勤，方便贪污公款。刘炳炎先生当时任分部主任，办事非常认真。当地的商会推荐了一位土豪公子来分部做会计工作，刘先生没有同意，便得罪了当地人，更不会同意私人贪污，因此收到恐吓信被迫离开商学院一段时间，去江西吉安的三中任了一年的校长。

　　由于战争时期，学生的伙食条件本来就非常差，十分艰苦，哪里还有贪污的余地。早上就是稀饭加豆类食品；中、晚餐是米饭加辣椒、炒干子、青菜汤，几乎天天如此。最多的是辣椒炒新鲜的生姜芽加胡椒。在街上有一个低矮的茅草棚里有一张矮桌子、几张吉首特有的小竹椅、一只烤炉、一块面板和来自安徽的老头做出来的烧饼成了学生们的最爱，虽然便宜但也不是天天买得起。老师们是从来不会光顾的，出于个人形象和经济原因。

　　1944年6月23日日军分三路进攻衡阳，不惜重兵对衡阳实行了毁灭性的进攻，还使用了催泪性和糜烂性的毒气和毒气弹。在最后，利用飞机投掷了大量的燃烧弹将衡阳夷为平地。湘、桂、黔陷于激战境地。日本的轰炸机经常低空飞越商学院上空投弹。在政府号召下商学院的学生纷纷报名要上前线，最后有20名学生前往贵州参军，校长、老师、同学纷纷送别，场面非常悲壮。所幸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他们又有机会再返校完成学业。

　　抗日战争胜利后，接教育部令商学院合并到湖南大学，学生是整体移交湖南大学。地址在清华大学南迁时的“长沙临时大学”旧址，整栋大楼因为战火已经面目全非。二楼礼堂的门窗都被大火烧掉了，不小心的话直接可以从原本的落地窗户里飞出去。老师们各有所长，因为战争走到一起，人各有志，不少的老师都离开了商学院，没有去湖南大学。

　　国立商学院的毕业学生人才辈出。他们在建设新中国的金融、税务、教育及各行各业的财务管理工作中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