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林树湘教授是我国会计学界一代学人，也是我校早期著名教授。由于历史原因，蒙冤受屈多年，早早离开讲坛，使其才华未能施展。故而，即使是湖北大学的学生也未曾领略过他的风采，甚至连名字也不曾知晓。因此，在回顾我校教授时，许多人将他遗忘，甚是遗憾！清明时节，其子幼章撰写此文，找回了一段历史的记忆。 父亲离开我已经将近40年了。他在1976年2月因病去世。终年68岁。他生前有两口旧皮箱，看的很珍贵，谁都不许动。文革期间我家幸免被抄家。近年我在清理旧物时，好奇地打开皮箱，发现里面是父亲从小学，中学，大学的证件，还有他的讲义手稿，书信往来，审计凭证，以及古籍线装书。这批个人资料保存之完整，全面，令人感慨惊奇。这些陈旧的遗物不仅穿越时空将近百年，而且这批珍贵的民国史料也引起我国会计学界，以及档案专家的关注和重视。父亲对自己个人档案资料整理之清晰，分类之科学。体现了一个会计学人做事精细入微的一面，也是我对父亲的一生有了更深的了解。 家世与求学经历 父亲林树湘（1907-1976），字文杰，湖南湘潭人。祖籍福建莆田。祖父林梅丞，做过晚清的承审官。后经商，因为人公正廉明，并有很好信誉，于是被福建帮会和湘潭帮会公推举为福湘商会会长”。在祖父42岁时，父亲出生了。 父亲出生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此时中国早已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父亲4岁那年爆发了辛亥革命，而这一年他开始接受文化教育。7岁时在福建会馆开的一所旅潭培英初小读了一年，后因家里商业停顿，便在家里改读四书五经，先由祖父，祖母教了两年，其后改由舅父教。自从读了四书五经，父亲便“矩步归趋，不敢蹦跳”了。 祖父还算较开明，认为不能让一个13岁的孩子就这样“木讷”下去。于是，祖父在父亲15岁那年便将他送进湘潭“遵道”小学读书（美国教会学校）。一年后父亲跳一级，考进“益智”中学，其后又转入醴陵“遵道”中学。读了两年后，他考入湘潭“益智”中学高中。但读了不到两年，因家中败落，父亲只好辍学改教私塾。由于父亲小学、中学读的是教会学校，打下了坚实的英文功底。其实，父亲国学功底也比较厚实，私塾教的还不错。很受欢迎。 22岁时，父亲考入上海光华大学。光华大学是“五卅惨案”运动的产物，具有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压榨的民族气节。当时，由于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阻止中国学生参加反英示威游行，侮辱中国国旗，激起了全校师生的强烈愤慨，并脱离了该校创立了一所由中国人自己办的大学。校长张寿镛（曾任民国财政部次长），副校长谢霖（留日学生，中国会计师第一人）。 父亲入学后，先是入读光华大学文学院外国语文系，第二年转入商学院会计系（光华大学以商学院会计专业名闻全国）。此时，祖父的生意又有了起色，便将长沙的“中和南货”商铺开进上海。1933年，父亲在光华大学顺利毕业（在校期间与我母亲赖茀秀结婚。母亲客家人，福湘高中毕业，其娘家为福建大绸布商。）。 执业与创业经历 1933年10月，父亲由“上海正则会计事务所”派往长沙电气公司帮助改订新式会计制度，并给予指导实施。其后，父亲又被派往武汉，先后为武昌水电厂和汉口既济水电公司设计自来水和电气两部分会计制度，并在汉口正则会计事务所担任助理会计师，稽查，办理该地工商业查账及信托事务。 1936年初，父亲已取得会计师执业证书，成为该所任常任会计师。因重庆会计业务发达，需人主持事务，于当年4月奉谢霖派遣，筹设重庆正则会计事务所”。1936年8月，父亲又被奉调到成都省政府查账，会计移交纠纷案件。并筹设成都正则会计事务所。此后又受托设计成都启明电气公司会计制度。与此同时，父亲“除在省城成都担任工商业常年顾问，会计师外，还常年办理法院委托的债券债务清算案件”。 教书、企业任职经历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底，上海光华大学迁至成都。父亲1938年 1941年，随着抗战进入紧张时期，物价上涨，公教人员入不敷出。由于家大口阔，生活十分艰难。为了维持家计，1942年初，父亲离开学校到川康银行盐业部，张芭马煤矿，五通桥化学公司担任顾问。建立起了“盐场采卤制盐会计制度。煤矿产，供销会计制度。同时稽核盐场运销业务和一般业务的组綫稽核业务。 抗战胜利后，1947年，父亲受聘于成都国立四川大学，国立成都理学院，省立会计专科学校，私立光华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前身）父亲在这些大学先后讲授了会计学，会计制度，高等会计，会计报表分析，采购学课程，并还受评聘四川乐山嘉裕电气公司副总裁，同时兼任沫江煤矿公司顾问会计师。 长沙应变，迎接解放 1948年，父亲“由湖南大学历史系教授鲁光恒介绍，应湖南大学校长李达邀请，受聘于国立湖南大学经济系教授。讲授成本会计，政府会计，银行会计，高等会计，经济核算等课程”。 父亲一生深受谢霖的影响，虽然远离政治，不加入党派，但对国民党官场腐败，物价飞涨却非常痛恨，曾经与谢霖一起当面撞过教育部长陈立夫企图将私立光华大学“国立”化的阴谋。 然而，父亲对共产党是满怀信心的，在长沙解放前夕，秘密加入了地下党的专题研究会”。随后，他又参加了护校性质的应变会，在维护学校治安工作中与反动军警进行坚决的斗争。在此期间，父亲还与湖南大学 思想改造报告 1953年，随着全国院系调整，湖南大学经济学院调整到中南财经学院。父亲便与同在湖南大学经济系任教的刘炳炎、蔡次薛、刘隆恕等教授，以及李茂年，易庭源等教师来到了武汉中南财经学院。父亲来到中南财经财院，以及后来的湖北大学、湖北财经专科学校期间，先后在经济系，会计系，工经系，财会系担任教授，讲授商业会计，工业会计等课程。 从民国时期过来的知识分子，对思想改造运动，从一开始的新鲜，真诚，到后来的矛盾，惶恐，抵制，直至最后违心说假话，这么一个漫长而又痛苦的过程走过来的。 父亲在1953年肃反思想改造报告中写到，“我这三四十年经历遭遇，可分为两类，一是课堂的理论讲授，一是社会上的业务实际。这两种职业一直靠薪金收入生活。所以彻头彻尾，自始至终是一个工人阶级。我没有参加过任何党团，教会，封建会道门，当国民党，三青团很盛的时候。我离开学校，到厂矿去了。我的社会关系始终在这个本行兜圈子。我和正则会计事务所有过几十年的关系。这个会计事务所是谢霖，秦开，张燕翼三位会计师组织的。” “1931年转入上海。抗战前业务发展，分事务所遍布南北各通都大埠。其中对于我有影响者为谢霖会计师，之认真，切实，讲求效率的工作作风。他是一个无党无派，是不满当时现实的民主人士。在民国初年当过中交两行的总会计，做过国民党中央银行的总秘书。因与党的不洽而弃职。他作为川康银行特派员，因性情高傲，未久又丢了官。他在上海，光华，复旦及商学院三大学任课。他作为光华的商学院长，战时成都光华大学校长。我在这个岗位上，因为他的严格，自持，使我在会计工作岗位上从来不敢苟且。虽然在学校里他没做过我的课堂老师，但在事业上，在工作上给我的影响，要胜过了一个老师多少倍！当时陈立夫多少次想侵夺光华，鼓动学生请愿，改为国立，谢霖始终抗拒，使陈的野心不能实现，而光华的厄运纷至沓来。（例如经费请不准，内部风潮）”。 “关于我的思想源流演变，先要联系我对政治的看法来说，我在读书时是天真，纯朴的头脑。不知政治为何物。小时候参加禁止日货运动。大学也参加集体爱国行动。如援救北师大来沪的学生代表而包围上海市政府。如到南京请愿，要政府积极抗日…..这些虽都是有正义性的行动，但仍是凭感情冲动。并没有提高到理性上来。入社会以后，虽知道什么是政治，但因为自己是一个自由职业者。一向对政治不关心。甚至鄙视政治。又以为政治是政府的少数人的事。这些不正确的认识，是站在超阶级的纯个人主义或纯技术的观点来看问题。直至日寇侵略国土。我才感觉，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抵抗侵略。于是变为拥戴政府。光复以后，看见国民党腐化，渐渐同情民主同盟。当时爱看大公报，文汇报。观察，体认到国民党已病入膏肓，而寄予希望中共。所以在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时，极力希望中国组织联合政府”。 “直至蒋介石撕毁政治协议，就相信唯有共产党才能解放全国，解放人民。看到中共刻苦奋斗，认真负责的工作作风，与本人‘笃实不苟，守己不阿’的木讷性格相近。尤以看到1950年的财经成绩，建设成绩，外交成绩，和我志愿军在朝鲜的英勇战绩，更涌现了了祖国美丽的远景，鼓舞了我对祖国前途的信心。而这些看法和我思想的演变十分不开的。” “我出身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受了些旧文化的影响。在新旧民主革命交替时期，思想常存在着极其复杂的矛盾的形态。比方幼年入新学，接受了平等的思想。知道人类一律平等。不应有什么贵贱之分。这些思想表现于小学时不要厨工呼我为‘少爷’，要他称‘先生’。然而仅有这些少量的平等思想是不够的。每每看到体力劳动者那种粗鲁的气质，鄙陋的语言，不爱清洁的习惯。又有意无意和劳动人民对立起来。而不去分析这是几千年封建势力夺去了他们文化的要求。使他们长期地受着被剥削的统治。” “从中学到大学都是在资产阶级气氛很重的环境里成长起来，思想上虽知劳动可贵。甚至我自己回家也挑柴担水，行动上则根本不和打赤脚的人打交道。”“固然我不是地主阶级和官僚资本阶级，生平痛恨穷人欺压富人，但在阶级认识模糊到时候，仍不免或多或少同情地主阶级，以为农民是应当交租。交租收租权利义务是对等的。解放后才认识到地主剥削农民残忍的一面。富者田连阡陌，贫者地无立锥。” “解放初期，我认为干技术工作的根本，不应有什么政治倾向。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就是了。通过学习才知道这是一种雇佣观点。而没有当家作主的主人翁精神。”“又因为我一贯受了英美文化教育的影响，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帝打败德，意，日法西斯，促成我一度崇美的思想。虽然在教会小学那一阶段也和其他同学一样痛恨洋人。瞧不起那些奴颜婢膝靠教会帮助读书的基督教徒。在大学时从校史了解了美帝文化侵略的罪恶。才认识美帝侵略的本质。” 上述这些思想检查，是一个从旧社会走过来的老知识分子向组织上的汇报，或者说是一种真心诚恳交心，希望组织上能了解自己的过去，理解自己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帮助自己在思想上得到提高，发挥自己的一技之长，能为人民的教育事业做出点贡献。 错划右派劳动改造 如果说1953年肃反时父亲还向组织说了上述那些话，那么1957年在帮助共产党整风运动时，他一开始是三缄其口的。因为从内心来讲他是拥护共产党，认为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利益，各方面的领导都很好，而自己只是一个党外人士，对党内情况又不了解，没有什么意见好提的。时任中南财经学院教务长刘光华先生，因与父亲关系很好（曾是湖南大学老同事）。便来到家里劝说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毛主席提出的，现在要我们帮共产党整风。我们就要说出我们的看法。……我都放了，你怕什么？这也是对党真诚的一种表现。” 正是在刘光华先生鼓励、劝说下，父亲忍不住与前来采访的湖北日报记者多说了几句，其中说道，“苏联凯洛夫那一套教育体制不适合中国”。“会计不能搞增减法，还是要搞借贷法。”“如果授课内容变去变来，课堂上就不好教”等。当时在学习苏联一边倒的气候下，这几句话的后果可想而知，认为这是在攻击党的教育方针，父亲被划成了右派，并被遣送到校农场劳动改造。有一次，他半夜起来去牛棚加草，突遭遇大雨滂沱，雷电交加，而牛棚又四面透风，无法遮风挡雨，他只好躲到牛腹下，泪水和着雨水，眼睁睁到天明。 1963年，父亲终于摘下了右派帽子，重新回到了讲台。但“摘帽右派”毕竟还是右派，从此他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不仅谨小慎微，而且还噤若寒蝉，一遇风吹草动，紧张的浑身发抖。文革期间，学校的整个教学停止，父亲再次离开讲坛，一开始给串联的红卫兵发被子，后来就在学校打扫卫生，干些杂务事。直至文革后期的1975年，父亲才又参与教学工作，到外地进行开门办学。 然而，由于常年的心情压抑，多年的劳动改造，加之营养不良，使父亲患上了黄疸型肝炎，后转为肝硬化。但在此期间，他仍坚持在外上课，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讲课机会。但病魔的折磨使父亲终于支撑不住了，永远地离开了向往的讲坛，向往的教书生涯。临终前他自提挽联“昨夜西风凋碧树，今朝骤雨落潇湘”，用充满感叹、忧伤文字概括了自己生不逢时，华丽而又凄惨的一生。 居士，学者，普通人 父亲一生笃信佛教，在家里不允许任何人杀生，就连蚊帐里的蚊子他也是用蒲扇赶出去的。有时候被蚊子叮咬了，下意识的一巴掌拍下去，手上沾有血，他又后悔自责半天。父亲严格遵循在家居士的吃荤原则，即“看到杀的不吃。听到杀的不吃。为我杀的不吃”。 父亲生活极有规律，每天清晨四点起来打坐，洗漱完毕，早餐后就开始写讲义或看书，午饭后稍事休息。家里孩子虽多，但在中午时间谁也不敢吵闹。下午他读书、看报，晚饭后散步，十点准时就寝，睡前还要打坐。父亲的英文十分娴熟，俄文也可以也顺利阅读，并知晓西班牙语。其国学方面，用他自己的话说，“子，集是过了关的。13岁前已毕六经。对于史嘛？还没有读完，还要看的”。他曾在日记里写到自己只是“常识丰富”。 其实，父亲不仅国学功底极深，而且对佛学也很有研究。他与刘炳炎先生经常私下交流佛学感想和体会。父亲患黄疸病住院时，刘先生要进病房看他，父亲不允，于是两人隔着玻璃比划手势交谈，其他人看不懂，只有他们心里清楚。 父亲一生勤俭，强调人要“惜福”。他不吃任何零食，有时候吃晚饭母亲给他削个苹果，父亲则言，刚用完饭毕，吃这个作甚？有时候母亲在下午送几片饼干进书房，父亲则说，马上吃饭了，不用。父亲除了开会穿皮鞋外，一年四季老布鞋一双。 有一次， 父亲生前没有给我们子女留下什么钱财，但却留下了一个知识分子“温良恭俭让”的君子情怀，留下了“知行合一，止于至善”的学者风范，留下了一个学佛居士“众善奉行，诸恶莫作”的修行修为。 父亲是可怜的，他一生几乎没有什么享受，也没能够把自己的学识贡献给国家，但却无意或是有意地留下大量的珍贵历史史料，会计史料，我将此做了一个“林树湘纪念馆”去长久地保留它。 父亲的不幸给我带来了无情的打击！是他把我带来这个世界。人之至亲。莫过于父子。但是，父亲的老实、淡泊、善良、谦卑、温文尔雅、不争、不伐，永远是我巨大的精神财富。 这就是我的父亲，一个笃信佛教的人，一个以教书为生的人，一个向往清平泰世的人。清明时节，愿父亲在极乐世界继续你的教书生涯，因为那里不会再有俗人凡事打扰你了。 作者：林幼章，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资产管理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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