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献枢教授认认真真工作的一生

新闻网讯（通讯员 苏恒瑶 杨慧鑫） 王献枢教授，男，1931年3月生，1951年进南方大学读书，1958年中南政法学院法律本科毕业留校任教。曾任国际法教研室主任，经济法系副主任，法学研究所所长，曾兼任中国海商法协会理事，中国海洋法学会理事，中国国际法学会常务理事，长江海商法学会副会长，深圳仲裁委员会仲裁员，贸促会武汉调解中心调解员等职务。

得知有学生来采访自己，王教授在家里早早的做好了准备，“这是以前写的材料，上次也用到过”，教授拿出几份手写和打印的材料，其中手写的材料达到21页，打印的材料也足有10页。

王教授的中南大情缘

王献枢教授1950年高中毕业，在学校留校一年后，1951年赶上南方大学招生。

“南方大学是革命大学”，王教授出自书香门第，父亲是中学老师，母亲是小学老师，但是在那个时代供他上学还是有些吃力的，南方大学当时不收学费，还提供伙食和生活资料，最终王教授被南方大学录取到外语系，学习俄语。

当时广东正在全省进行土地改革，南方大学的老师和学生全都被安排到农村参与土改。王教授的南大学生生涯基本上是在农村度过的。1953年的7、8月广东土改结束，那时候学生少，“广东要我们留下来”，王教授就被分配去了广东阳春县贸易公司工作。

1954年，大学招生。由于当时学生少，领导动员上过高中的人去考大学，王教授参加了全国统考。王教授第一志愿报的是上海复旦大学的新闻专业，第二志愿才是中南政法学院的法律专业，“不过没能被第一志愿录取”。

在王教授的家里，他拿出一张珍藏多年的报纸复印件。那是1954年，登有中南政法学院录取学生名字的报纸，一共198人。一直想深造一下提高自己能力的王教授，“尽管当时对法律认识不多”， 但是心里特别高兴。

就这样，王教授坐上从广州开往武汉的火车开始了他的中南大岁月。

                     王教授的大学生活

“到武汉的第一个冬天，武汉就下大雪了，我们这些广东来的学生从没见过雪，特别兴奋”，说到大学生活，王教授显得很是怀念。

王教授说他的大学生活与现在学生们的生活有很大的不同。

一是更爱学习。王教授回忆那时候非常珍惜这宝贵的学习机会，学生们都非常用功。一般上午上课，下午抓紧时间阅读老师布置的课外书目和文献。王教授伸手比了半寸的长度，表示这么厚的马克思著作，边阅读边做笔记。 “当时书难借”，因此大家对书格外珍惜。

二是上课记笔记。谈到现在大学生记笔记的问题，王教授提高了音调，“现在多媒体教室好处多，在课堂上为学生提供大量资料。开拓更加广阔的空间，条件比我们优越多了”。王教授说多媒体教室使用课件后，有的同学不大专心听讲，也不认真记笔记。有的学生认为学生上课听不听讲对期末考试影响不大，“找老师拷一份就好了”，通过期末考试并不存在问题。但是我们那时候上课必须用心听，“还得记笔记”，一堂课过去后，光凭着记忆是回忆不全的，所以那时候下课后，王教授和同学们总会记上满满的笔记，大学四年下来就是一箱子的笔记。王教授还特地嘱咐，上课不光是为了考试，学生从课堂教学中学到很多知识和学习方法。因此，上课要好好听讲，最好记一记笔记。“一堂课的要点、疑点、难点和创新点可以记下来，便于课后进一步学习。这样会有很多收获。”

王教授的教育观

王教授很早就确立了当老师的志向，并告诫自己要当个好老师。为了能当上老师，王教授在大学时就格外认真，读了很多书，有不懂的就一定会去找老师问。

因为老师梦，王教授在学生时代对老师们的授课方法格外注意。教授回忆起给自己留下最深印象的老师——邱丹。因为其严谨的教学态度而记住了这名教政治经济学的女老师。“邱老师说的每一句话，都有依据”，并且对上课的内容节奏把握的很好，也正是这位老师的影响，王教授在教学中格外注重每堂课的效率，总是思考自己能给学生讲些什么，要明确每堂课让学生学到些什么。王教授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每堂课的教学目的一定要明确。“讲话就是做文章”，一定要条理清楚，有逻辑，有系统。 

王教授很强调“新意”。在谈及执教生涯时，“新意”这个词，在王教授的口中出现不止5次。王教授说自己看一篇文章，首先会看是否有新意。“文章出新意很难”，一篇文章要提出新意和自己的见解，不熟悉专业做不到，不广泛阅读做不到，不搜集大量资料做不到，不认真研究问题做不到，抄袭只能是重复别人说的，不可能创新。应当在借鉴前辈们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见解，“有新意就是花了心思的”。王教授举例，在武大做论文答辩的时候，几十篇文章，自己在评阅时，先看是否阅读了很多著作，再看是否有新意和现实意义，最后看逻辑是否严谨，论述是否有说服力。只有在阅读了大量著作文献，搜集了大量资料经过认真研究才有可能写出有新意有独到见解的论文。

忧虑法学界的浮躁。现在最令王教授忧虑的是有些老师和学生的功利心态，“有些人不能沉下来读书”，说到这里，王教授右手在茶几上用力敲了一下，加快了语速。谈到现在有人花百万买职称时，王教授脸上更是流露出悲愤，王教授说法律是一门非常重要的学科，法律与政治关系密切，学法者对国家基本政策没有很好的理解，对法学著作不认真阅读，“那将学不好法律”，但是现实情况是，越来越少的人阅读法学与政治名著，王教授只说了一句，“功利心思最害人”。

王教授退休后

退休后的王教授还保持着读书看报的习惯，在他首义的家里，沙发上放着几叠最近的报纸，而他在南湖的家里，还有许多连自己都记不清数量的藏书。

心系国家大事。在交谈中，王教授不时拿最新出来的政策讲解，“什么叫‘调结构’、什么叫‘稳增长’”，“促改革，政府准备把公共服务业对社会开放……”，谈起这些政策，王教授滔滔不绝，并诚恳的建议学生要多关心国家的发展动向。

    王教授对自己作品要求很严。教授曾出过两本著作，两本相隔13年，但是在94年出版的国际法教材，如今还在使用。现在教授说现在自己有一直想写一篇文章，关于和谐世界，但因认为不够严谨而未能成文，“什么是和谐世界，是怎么定义的，是从时间还是战略方向定义？……”为了准确的给“时间”下定义，王教授还特意读了霍金的《时间简史》，尽管如此，还是没有找到满意的答案。教授又提出一系列问题，解释说正是因为没有严谨的定义，自己才无法下笔。其严谨程度可见一斑。

谈到校庆时，王教授真诚的说，法学院发展得很快，有一支基础扎实、认真从事教学和研究的优秀教师队伍，希望法学院能够出更多有大作为的老师，从老师到学生都有所创新。并告诫法科学子 “傲不可长，欲不可纵，志不可满，乐不可极。”最后还加上两句“学不可止，德不可忘”。

最后，王教授评价自己一生：认认真真工作，平平淡淡生活，对自己的一生也就满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