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草根情怀的社会保障学者

——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赵曼

    “社会保障关系到每一个人生、老、伤、残、病。”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赵曼从事社会保障研究整整20年，这份关乎民众疾苦的工作让她感慨良多。“能为社会做一点事，我的研究就有价值。”

    基层调研使她改变了研究方向

     作为国内最早研究社会保障的学者之一，赵曼从事社会保障研究还有一番曲折。赵曼原本研究国民经济学，1993年开始攻读商业经济专业的博士学位，在此期间，她承担了湖北省“八五”社科基金项目“湖北省社会保障制度与体系研究”。课题研究期间，她多次到神农架、十堰、襄樊等地的农村以及企业进行实地调研，这让赵曼看到了很多书斋里看不到的现象。

    有关贫困救助、疾病风险、城乡养老、失业下岗等专题的调研，使她对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和改革有了许多思考，经常有把想法诉诸文字的强烈冲动。她的博士生导师彭星闾教授也同意她以社会保障制度为题撰写博士论文。此后，赵曼便开始了漫长的社会保障实践研究历程。扎根基层的研究，也让赵曼在社会保障研究领域脱颖而出。1999年，赵曼被遴选为财政部系统首批跨世纪学科（学术）带头人。

    重视实证研究  找到问题症结

 
     “深入基层，如何让老百姓愿意和你讲真话是个难题，除了有吃苦的精神外，还要有专业素养和调研技巧。”赵曼回忆起2007年在云南思茅市调研的场景。她询问一位老人的年收入和开支情况。在提到农村红白喜事送礼的开支时，她问老人家：“您一家每年红白喜事随份子，大概有多少钱？”老人回答说：“那说不清楚。”这一来访问就进行不下去了。同行的云南省财政厅社保处处长唐新民换了一个方式问道：“是不是红事可去可不去，白事不通知也要去？”老人家说“是的”。这样扯开话头，他们就追着问，白事随多少钱，红事多少钱，老人便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

    这次经历使赵曼认识到，不仅问卷设计要有系统性，调研员也一定要经过训练，要有专业能力和技巧，否则调查的信度、效度、区分度都会非常低。让赵曼备感欣慰的是，她的调研团队，就陆续培养和锻炼出了这样一批青年教师和学生。

    赵曼认为，国家的政策需要经受一轮政策周期检验并进行政策绩效评估，才能收到较好成效。赵曼在其承担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与世界银行的国际合作课题《农民工培训就业财政补贴政策运用研究》的调研时发现，部分地区农民工培训就业财政补贴资金使用中乱象频发，“民生工程”异化为“敛财工程”。

     症结何在？众多观点认为解决之道就是加强监管、堵住漏洞。赵曼及其研究团队认为横亘在“民生工程”与“敛财工程”之间的，还有地方政府不得不完成的“指标工程”。此外，这种由财政直接拨款到培训机构的转移支付模式抑制竞争，农民工在培训多方主体中也没有“议价权”和选择权。有鉴于此，赵曼在许多场合呼吁，制定一个“制度性”的解决方案，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技能培训市场，即全国实行培训券制度，“一券通”，将农民工培训就业变成一种市场化的“产品”，让培训机构与农民工之间形成“市场交换”关系，并且是“买方市场”，进而通过培训机构之间的竞争“倒逼”其提高培训质量。

    草根情结

    20年的基层调研，让赵曼有着浓郁的草根情结。这驱使她遇到有发言的场合和机会就会为社会保障建言。

    赵曼认为，为使政策更具操作性，理论与实践能够有效结合，必须“沉下去”，汇聚基层实践创新的智慧和力量。2010年，赵曼在承担的一项有关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新农保）财政支付能力的课题调研中，拟了解当时每月55块钱津贴标准的新农保对农村老人意味着什么，对他们能有多大用处。

    赵曼去了宜都县的一家乡镇卫生所，等着输液打针的老人们打开了话匣子：有了这55块钱，以后剃头不用找媳妇要钱了；过去 “过早”只能吃“光面”（即白水煮面），现在可以吃“臊子面”（即肉丝面）了；把钱都攒着，留着过年时给孙子们发压岁钱……凡此种种，没有一个老人认为这55元能够养老。听了这些，赵曼很有感触，她认为新农保更像是一个福利，而且是一个标准较低的福利，实在起不到养老的作用。但赵曼依然给了这个政策一个高评价。她说：“不怕低，只怕没有，先搭起个框架，将来可以再继续往里面装东西。”

    对于一些人关于老年农民没有缴费、平白无故地发钱是不是违背了保险机理等顾虑，调研后，赵曼认为没有必要纠结这个问题。她说，工农业产品之间存在剪刀差，农业为工业贡献了这么多年，算不算“隐性”交费？她建议，对超过60岁的农村老人给予分年龄段的、支付标准累进的养老津贴。

    走基层感言

    真正的研究，一定是实践创新导向型的，仅仅在书斋里是做不出来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必须要有一个载体，那就是深入基层，获取第一手资料，倾听来自基层群众发自内心的民生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