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枫漫谈中国法渊源的体系特征

   新闻网讯（学生记者 张祯 王淑雅）4月25日下午，第三十一期洪范学术论坛在我校法律文化研究院沈家本堂举行，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法律史研究会理事、武汉大学宪政与法治国家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晓枫教授讲述“中国法渊源的体系特征”。

    “‘惟齐非齐，有伦有要，惟良折狱’即是中国传统法体系渊源及特征”，陈晓枫教授开门见山地说，“‘惟齐非齐’说的是追求法律在社会实践中成为现实，但又不是完全按照范式进行，不追求法律完全的完美实现。‘有伦’即是有体系，‘有要’就是有原则，体系服从与原则。”东方的法律往往强调人的作用，以儒家要义形成秩序共识。相对与西方重视规范，东方更加重视人情、天理等因素。

    陈晓枫教授用倒推的方式，从两高解释向传统法回溯。他指出，明清则例主要是来解决安定性与适应性矛盾，适应社会的发展，同时越位立法集权，凭君主好恶或权臣擅权而扰乱社会秩序。他从年羹尧被定九十二条罪说明自己的观点：明清则例既不是案例指导，也不是解释。《大元通判》有断案通例和断案判例两种，由此往上则是南宋的编敕，编敕起源于具体的事件，但留下的是通则。再往上是唐格，唐是唯一一个没有例的朝代，唐格起源于例，汇编时去掉了事实，独立和灵活地拥有唐代最高法律效应，据戴炎辉先生的研究，“唐代例比存于格中”。唐以上可及于权格和汉令，陈晓枫教授评道：“中国是一个离不开例的国家。”

    陈教授进而说，“惟齐非齐，有伦有要”是法外规则作用于规范体系。“在整个法律体系构建形成过程中，这种‘要’的原则始终独立在法条规范之外，对法律的变迁更新有重大指导作用。”他补充道“因为春秋经义可以直接作为断案依据，而疏义和情理又改变了法规范原有的规定，因此中国法的体系既在文本的构建中，又在法律的运用中，法律解释通常所起的作用是法律原则（指导）和法律更新（替代）的作用。”

    最后回到最核心的问题上——“中国法渊源究竟是以什么特征来指标的呢？”陈晓枫教授认为，中国法并不是封闭的体系，因此不是大陆法体系；缺乏程序正义和衡平法系统，所以也不属于判例法体系。中国法用理念冲击和改造制度，从而使体系成为制度。从其体系特征来看应该属于教义法。

    在随后进入的评议环节中，法律文化研究院副院长武乾副教授、法制史研究室主任春杨教授、刘柱彬教授分别发表自己的见解。其中了武乾副教授点出了陈晓枫教授讲座的两个亮点。一是采用了倒推的方法，从现时两高的解释推到夏商西周的法律渊源；二是关注现实，运用正宗规范的法学方法进行法学史的研究，提醒法律史学者们方法论的应用不能背离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