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建刚谈风险最极端情景认知模式与行政法制改革

    戚建刚教授首先从“9·11恐怖袭击事件”和“2010年我国西南大旱”两个事件入手，总结出了政府和民众对于风险最极端情景的两种反应，即反应过度和反应不足，继而为大家分析了这两种反应的产生原因和不良影响。戚教授从行为决策学角度讲解了风险最极端情景认识模式中的“体验/情感模式”和“分析/理性模式”的具体定义和关系，在此基础上，比较了两种模式在不同情形下的优势与不足，阐述了政府官员及公众对风险最极端情景的判断过程。他在谈及过度反应与反应不足的机理时，运用社会心理学中的易（非易）得性启示和概率忽视原理对此作了分析。他指出，人在对一种状况做出反应时，往往会使大脑不考虑非优先记忆并受回忆例证的难易程度的影响，而且这种反应是建立在后果恶劣程度和形象程度的基础上，而不是出于对后果概率的估计。戚教授运用了“扁桃体临时激发的荷尔蒙能够增强记忆力”的生物学说、重庆打黑的具体事例及因“非典”而对北京人心生畏惧的内心感受等多种例证，在证明观点的同时，更提醒大家正确对待风险最极端情景，不要做“概率忽视的牺牲品”。 

戚建刚教授在讲授行政法制改革方面的问题时，首先对行政法制改革的具体内容作了简要介绍。他指出，如果政府反应不足，就是行政不作为；如果过度反应，则侵害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将这种问题转化成行政上的话语，就是“行政行为缺乏合法性”。为确保政府科学管理风险最极端情景，则需要对行政法进行制度变革。戚教授根据自己的研究成果，总结出了以下几点措施：组建风险最极端情景模拟实验室，定期公布模拟结果；建立并更新风险最极端情景信息超级数据库，以及确定相应的预警标准；成立超级风险规制机构；设计更为精致和灵敏的分析性工具。他认为，政府官员对于许多危险事件未及时采取预防措施，是因其不具有切身感受，也没有准确的判断依据，而以上措施的实施，则可以改善这种现状。戚教授重点强调了分析性工具的设计，他将风险最极端情景分为两类，分别为能够以确定值分配概率的和不能以确定值分配概率的。他举出了行星撞地球及死亡人数方面的概率分析等例子，明确了分析性工具广泛的用途和重要性，而后又对其不足作了简要说明，指明了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