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在母校校报工作的岁月 □ 扶明高
1980年9月至1984年7月，我就读于湖北财经学院工业经济系，当时母校的校报叫院刊，小对刊四版，不定期出版，在校内发行。由于经常为院刊供稿，我有幸成为学生通讯员，并得到院刊主编屈演文老师和编辑范涌福老师的悉心指点。1984年6月毕业前夕，财政80级的李功耀和我一起被确定留校到校党委宣传部工作，分配在院刊编辑岗位。
大约是1984年6月下旬的一天，我们80级留校的40多位同学参加完学校召开的留校学生会议后，李功耀和我向时任党委宣传部部长郝侠君同志报到。当我们紧张局促地在郝部长面前坐下后，他把屈演文老师请过来，面色和蔼地对我们说：“你们别紧张，以后我们就是同事了，要在一起工作呢。”接着，他告诉我们，院刊主编屈演文老师要调到学报去当副主编，范涌福老师要调到商业经济系去教书，你们现在就接手院刊编辑工作，屈演文同志会教你们编辑工作方法的。可能考虑到我在上学期间已经入党，郝部长还口头明确院刊编辑工作暂时由我牵头。
郝部长的一席话让李功耀和我感到非常意外，深感一下子重担在身难以胜任。幸好屈演文老师平时和我们熟悉，说了很多鼓舞我们俩的话，并把我们带到他的办公桌前介绍他对编辑下一期院刊的构想，还交给我们一部分他已修改编辑好的稿件，让我们俩来不及多想就进入工作状态。现在回想起来，我们80级那一批毕业留校的学生中，李功耀和我恐怕是毕业后最早上班工作的。
屈演文老师那时40来岁，温文尔雅，朴素淡定，一手字写得沉稳遒劲，很有毛主席书法的风范，尤其是他用红毛笔圈改的稿件让人看后特别享受。屈老师给我俩交待了半个多小时后，又带我俩去位于校北区蛇山脚下的印刷厂与工人师傅一一认识，还带我俩去了位于校医院附近一排平房的他家中，告诉我们以后遇到工作困难，还可以继续找他。
说干就干。许多同时留校的80级同学都陆续回家过暑假了，李功耀和我留下来按照屈老师的指点和构想开始了院刊编辑工作。李功耀很有绘画、文学、摄影才华，他负责版面编排和第四版文学稿件编辑，拍摄校园新闻照片，我负责一版要闻采写和编辑二、三版“毕业生专版”。李功耀非常细心认真，在排版纸上画版样时，他找来《湖北日报》、《长江日版》参考，反复思量，标题如何放置，稿件如何排版，字号字体如何选择，照片如何处理，插图如何嵌入，他都是冥思苦想很久才定夺。遇到短小稿件好办，屈老师教了我们“文不够，图来凑”的办法，可遇到已经修改编辑好了的长稿件，为了做到版面美观，尽量不转版，就需要再进行修改压缩，我们便一起反复斟酌修改，不断计算稿件字数，直到能让我们满意为止。当我俩诚惶诚恐地将画好的版样和编辑好的稿件请屈老师过目得到肯定时，我们有着无比的舒畅和快乐。
版样和稿件送到了校印刷厂，李功耀和我的心也紧紧地缠绕在了那里。尽管印刷厂的万厂长说让我们三天后来校对，可第二天我们就直接跑到铅字排版车间去了，看着拣字师傅从铅字架上一个一个地把我们编辑修改过的文字变成他们手中托盘上的铅字，那心情就象农民在一点一点地收获庄稼一样。就这样守候三天之后，终于见到了我俩编排的第一张院刊清样，来不及回到办公室，就在印刷厂铅字排版车间开始了校对。那个时候没有激光照排技术，排版工人要按照我们在清样上的校对进行修正非常麻烦，需要在好几排长长的铅字架前来回走动，仔细寻找合适的铅字予以更换。为了减轻工人师傅的负担，李功耀和我悄悄地熟悉了铅字的摆放规律和顺序，还学会了辨识反过来的铅字，慢慢地我们也能够自己直接拣字修正了，得到工人师傅的称赞。那个时候的院刊发表照片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先洗印出黑白照片，然后拿到湖北日报社印刷厂制版车间制作成锌板，取回后交给校印刷厂师傅用双面胶粘贴在铅板上。由于我们院刊的照片制版数量少，加上当时学校为校舍的事情与湖北日报有些矛盾，湖北日报很不情愿提供服务，李功耀和我为此不知给他们说了多少好话，有时候还要奉上香烟才能把事情办成。
经由我俩编排的第一期院刊终于赶在暑假到来前出版了！闻着那浓浓的墨香，看着那熟悉的版面，李功耀和我心里别提有多激动！当我们把院刊呈送给郝部长时，党委宣传部的范士英、崔明霞、张昕珍等老师也围过来观看，都交口称赞我们两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我们的脸上也写满了无限的荣光和自豪！为了尽快让即将离校度假的教职员工和学生看到浸透我们心血的院刊，李功耀和我抱着院刊直接到各系各部门和学生寝室分发。当时的院党委副书记吕颖同志看到院刊后，还专门从二楼到三楼的党委宣传部来表扬我们。
当时的院党委宣传部在郝侠君部长的领导下是一个很好的集体，领导和同志们对我们年轻人非常关心和爱护。我们留校不久，正赶上当时全国范围内的“整党”，全体党员都要回忆反思自己在“文革”中的表现，交代有无“打砸抢”的问题。郝部长在党委宣传部干部会议上说：“他们三个年轻人 “文革”中才是几岁的孩子（当时留校在党委宣传部工作的还有基建80级的程道普），不会有打砸抢的问题，跟着学习文件就行了”，让我们精神上一下子轻松了许多。考虑到李功耀和我要经常到处采访，跑印刷厂，还要负责学校的对外宣传报道工作，就特意给学校申请了一辆自行车给我们使用，后来还专门在39号楼调配了一间房子给我们做办公室。
1984年8月中旬，李功耀和我没等暑假结束就提前返校了。郝侠君部长指示我们，全国第一个“教师节”马上就要到来，国庆35周年要举国欢庆，院刊要配合做好宣传报道，出版两期专刊。李功耀和我连忙投入工作，精心组织稿件，策划版面，很顺利地编辑出版了两期专刊。特别是“教师节”专刊出版后，学院在大礼堂举行庆祝大会，李功耀和我站在大礼堂门口，恭恭敬敬地将一份份散发着墨香的院刊递送到走进会场的干部师生手中，那一情景自今还记忆犹新。
在院党委的支持和郝侠君部长的指导下，李功耀和我满怀工作热情，忘我地投入院刊编辑工作，逐步将院刊由原来不定期出版改为10天出版一期的定期旬刊，还与院广播台合作，将学生通讯社建立起来，聘请了100多名学生记者，举办“新闻写作讲座”，建立与《湖北日报》、《长江日报》、《江汉早报》（后停刊）、《武汉晚报》、湖北电台、武汉电台、新华社湖北分社、人民日报湖北记者站、光明日报湖北记者站等新闻单位的通联关系，将杨时展、张寄涛、刘昌平、郭道扬、贺铿、陈池波、朱延福、钟朋荣、赵凌云、向书坚、李春明、菅明军等一批师生的科研成果或事迹在新闻媒体宣传报道，极大地扩大学校影响，提升了学校的外部形象。随后不久，全省高校系统成立了“湖北省高校校报联合会”，我们院刊编辑部被选为理事单位，在首次湖北省高校校报评比中，湖北财经学院院刊获得了“好新闻”、“好版面”、“好标题”等多个奖励。在此期间，钱奕、周苏展等同志陆续调入院刊编辑部，院刊编辑力量得到了很好的充实。
1987年1月，院党委印发了《关于加强校刊工作的通知》，决定正式成立校刊编辑部，院刊正式改名为校刊，隶属党委宣传部领导，同时任命我为校刊副主编。随后不久，计划统计系党总支副书记刘先凡同志调任校刊主编，编辑部随同党委宣传部迁入原被湖北日报占用的1号楼3楼，增加了办公用房，有了专用的照片洗印暗房。在刘先凡同志的领导下，在后来担任校党委副书记的郝侠君、党委宣传部部长范士英、刘可风等领导的关心支持下，我们编辑部五位同志齐心协力，认真工作，校刊质量进一步提高，影响进一步扩大，对外宣传工作更加出色。
校刊的刊名原来叫“湖北财院”，是用鲁迅先生的书写体拼成的，已使用了多年。1988年9月，湖北财经学院即将迎来40周年校庆并更名为中南财经大学，新校名由学校创始人邓小平同志题写。学校决定校刊刊名改用邓小平同志题写的字体。9月上旬的一天下午，学院校庆筹备委员会委员、原图书馆馆长沈平同志来到院刊编辑部，非常小心地从一个标有“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大信封中拿出两张写有字迹的宣纸，展开一看，原来是邓小平同志给我校题写的两幅校名，我们立即神情肃然起来，无比庄重的端详良久。沈平同志说：“你们赶快拍照，要拿出去制作新校牌，你们的院刊名也要换成小平同志的，可要拍好啊，原件我要交到校档案室去”。那天，李功耀同志恰巧不在编辑部，拍照的任务由我承担。我们几个人小心翼翼地捧着小平同志的墨宝缓步走到室外的阳光下，由我从不同的角度，使用多种不同的照相参数拍摄了多张，洗印出来后挑选了效果最好的几张照片交给了校庆办公室，并制成了新的校报刊头。1988年10月，学校举行盛大的40周年校庆时，我们的校报套红出版了校庆专刊，正式启用了邓小平同志题写校名的新刊头。
1989年6月，我离开工作了整整5年的校报编辑部到人民银行湖北省分行工作。临别之际，我对主编刘先凡同志说：“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要离开了，请送一套校报的合订本给我作纪念，我将一辈子珍藏。”刘先凡同志非常理解我的心情，他庄重地拿出一套合订本，用毛笔写上赠言，并盖上校报编辑部的公章，双手交给我，那一刻，我热泪盈眶。
二十多年过去了，我虽然多次搬家，有不少物件已经舍弃或丢失，但这套母校的校报我象宝贝一样地收藏着。因为，这不仅是母校留给我的最珍贵礼物，还是我人生踏入社会第一步最美好的回忆。
（作者现为西藏银监局党委书记、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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