蔬圃学路

    我的大学生活是在1959年夏秋至1963夏秋之间度过的。在大学校园里，我和我的学友们经历了新中国建国以后至今最为严重的经济困难时期。

    那不仅仅是一般意义的“寒窗”。它留给我们的印象、影响因此而更加强加深了。如果在当时我们曾品尝到生活所给予的一些苦涩，但是在这个背景下所发生的一切仿佛更有滋味、更值得回味。在这个有特别色彩的大学岁月，更经得起岁月的淘洗，它会愈加鲜明发亮而不会褪色淡去。我觉得是命运的一种眷顾和赠予。

    我12岁不到，离开几乎赤贫的家到30多公里以外的县城县一中读书。在升学、专业选择上，窘于生计的母亲（父亲在我小学时即去世），和更小的弟妹们难于指点帮助。那时的老师们也完全没有这方面的习惯和经验。（我们是本校首届高中毕业生）。高考学校专业的选择填报完全任由我这个可以说乳臭未干的混小子自作主张。但我不是盲人瞎马，而是暗琢磨，深思量。由于出生在兵荒马乱年代，跟父母颠沛流离，没有系统地上小学，我的基础差。上中学以后，数理一直较弱。文科方面差强人意，但临报考大学时，内心却有一个很大的不安。那就是怕学了文科，将来分去当老师。刚刚过去的1957-1958年的“反右派”运动，给我们的印象太厉害了。那么多熟悉的老师成了右派，受到斗争。以一个中学生的认识，直觉地认为是老师这个职业危险，学校去不得。学理工有技术，可以到工厂，当技术员。学文科，尤其是文、史、地，似乎只会去学校教书。所以尽管相对而言，比较喜欢文史科，但严峻的社会现实，使我不得不弃它别顾，想来想去，选择了财经类。在这个缘由下，我成了湖北大学财贸系1959级贸经专业的一名大学生。

    但令我安心地是，我似乎没有很多感到被迫选择专业的尴尬和无奈。当时的一些主要课程和新鲜的教学方法，极大地吸引了我的兴趣和注意力。印象较深的是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即哲学）。前者从剖析商品的价值、使用价值，具体劳动、抽象劳动入手，建立起了政治经济学的庞大科学体系，对令人眼花缭乱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进行了解剖和透视，得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规律和结论。而后者以对立统一规律为核心的关于矛盾论、认识论的阐述，给了我们一把认识世界、解释世界的金钥匙。我逐渐地被其中严密的逻辑，深入的思维，完整的体系，其中理性与睿智的机锋所折服。成为了培育我学习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最初的但是深入地启蒙和奠基，影响及于终生。

    说真的，当时老师如何讲授，有何特点、风格，我已难于追述。即是在当时，也恐怕不能分析、概括。但现在看，能把这些极为抽象、艰涩的课程传达给一个稚气未脱的中学生，并且牢牢地吸引他，让他逐步领悟、记忆，成为相伴、受益终身的知识、智慧，这种教学就是成功的，这些老师也就是应该受到感恩的。

    不过，以下两点至今还是印象深刻的。其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学习的强调。这种学习的内容是中学阶段没有的。老师的重视、严格也是少有的。这些原著有的不是中国自己翻译的，而是在苏联翻译出版，不合我们的语言阅读习惯。即使是国内翻译，也常常诘屈赘牙，难读难懂。但在老师的鞭策下，不容马虎懈怠，硬着头皮啃，一字一句扣，下笨功夫，终有所得。慢慢地，对革命导师那种冷峻、幽默、入木三分、充满智慧的风格，非同一般的表述方式，产生了兴趣和好感，体会到了什么叫“经典”的意蕴。其二，是课堂讨论的学习方式。通常是一个章节结束后，就其中心观点，分析，归纳，总结，联系实际，深入理解消化。要求事先认真温习教材讲义，阅读参考书籍，就其中一两个问题写出发言提纲参与讨论。认真去做，对学习、理解、思考、写作、口头表达都是很好的锻炼，并且相互结合，融会贯通，对全面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很有益处。起初，由于各方面原因，很多人不适应，讨论常“冷场”。经过老师启发、诱导，重点培养学习骨干，很快有所改观。“专题讨论”成了既紧张，有顾虑、压力，同时也有盼望、期待的一堂特别学习课。毕业以后，我能留校从事教学，与在学习期间较为认真地参与课堂讨论，主动地发言，接受大庭广众下表述意见的锻炼是分不开的

    我们是1959年9月开始大学学习的。当时一方面大跃进的左的思想的影响仍然存在。尤其是劳动课比重很大，加之严重自然灾害的影响，正常的学习秩序、学习规律常常受到干扰。另一方面，校领导还是采取了许多办法，加强了教学环节，提高教学质量。诸如好教师上第一线制度，教学实习制度，课代表制度，自习及辅导制度，考试考查制度，这些一度在五七、五八年被冲击的有利于正常教学的制度，都得到了较好执行。每当下午、晚间自习时，必定有一位较年轻的老师（实际只比学生长三五岁）来到辅导室，接受同学的提问，还常常手拎资料袋，到每一间宿舍“串门”，询问，了解同学们学习课本、参考书的情况，有何困难、问题等。这曾经是一直浮现脑海，记忆常新的一个学习画面。而在五八年风靡一时的学生、老师一起批判旧教材、编写新教材等“新生事物”，在1959级从没出现过。我们在中学时期都经历过的那种以政治运动代教学、大轰大嗡地推教学的做法，也看不到明显的遗留。多年后的现在回过来看，我们这所学校是有自己的一些好的传统和风气。那就是比较能够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否定那些不符合实际，违背群众意愿的错误路线和做法，而不管它曾经有多么冠冕堂皇的旗号、时髦高深的理论。而且行动起来比较果断、认真，花架子少。当时距大跃进也就年把两年，但从感觉上，好像已经过去很久一样。多方面看，教学都走上了正规化的轨道。

 

    大学同窗多年以后的回忆，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四年的大学生活，开课数十门，经历了大小不少的事情，但印象深刻，乃至铭心刻骨，一直栩栩如生的功课，则非生产劳动课莫属。其原因，一是分量重，二是强度大，三是在饥饿年代，格外艰苦磨练人。

    距离学校20公里的石咀农场，在靠武汉市上游的长江边，是我们上生产劳动课的基地。一 年级的劳动课就是在这儿上的。这里现在已有市内公交线站，与城市融为一体了。当时就是地地道道的乡村。我们到那里时，很多人是第一次如此近距离长时间地走到长江边。秋冬之际的寒风，毫无遮拦地吹荡江面，空荡荡的宽阔的江面白浪翻卷，江堤岸边，稀稀拉拉有几位乡人用手扳缯缓慢地起落三角形的渔网，偶尔会有些小鱼虾等收获，让人恍惚感觉到了中世纪。

    我们的农活主要有积肥、喂猪、打草，松地整田等。活并不很重。难的是伙食差、吃不饱。在1959年尾，学校食堂吃饭不定量，有荤有素，相当不错。而这里各方面都一下掉了下来，城乡差距远远超过了20公里。质量差油水少不说，关键是定量吃份饭（一人一小砵）。根本够不上在田地里跑几个来回。饥肠辘辘时，自觉不自觉地就怠工了。看到江边一堆堆的片状黑麻石，几个同学说，这要是芝麻饼就好了。想到学校食堂的美好生活，不免眼巴巴地算计着劳动课结束返校的日子。一直到毕业，我们都没有中断过来这里的劳动锻炼。也一直未完全摆脱饥饿的困扰。有一次从农场坐小划子到对江对岸的汉阳造纸厂载运肥料，返回时在江心发现一条漂浮着的大鱼，马上被眼尖手快的同学抓到船里。“这是青鱹，是被螺旋桨打昏的。”一位颇有经验的同学介绍。回来以后，大家找来刀砧锅灶，洗的洗，切的切，煮了一大锅。既没有烹调技艺，也缺少油盐酱醋，可那吃的真叫一个 “香”，解馋！真如同过了一个节一样。

    1960年春参加修建汉丹铁路又是一次重型劳动课。这次是校长书记带队，倾校而出。在孝感下火车以后步行开往工地。全副武装的学生大军多路纵队，浩浩荡荡，十分壮观。出发不久，天就下起雨，越下越大。队伍冒雨行进。那时，学生们绝大多数没有伞，就是敞着淋，很快身上都湿透了。我个儿小，怕掉队，不敢跑远，横直衣服全是湿的，小便来了，就一边走一边拉在裤子里，谁也看不出来。走着走着，忽听“砰”地一声，一位同学仰面朝天滑到在路边，背包上的洗脸盆重重地叩在地上，发出闷炮一样的大响声。“好！打响了第一炮！”一位同学以领导开动员会的口号应声欢呼，立即引起一阵笑声，仿佛一下子驱算了疲惫。更新鲜的是，在一个拐弯处，停着一辆吉普车，党委朱书记和几个男女同学站在雨地里，同学身背行李书包一手握喇叭筒，一手打竹快板，向身旁的行军行列鼓动宣传：“同学们，再加油，前面就是七里头！同学们，赶快赶，汉丹路上做好汉！”虽然听一句，丢一句，但是大家无疑受到了鼓舞，不由自主加快了脚步。很久以后在电影里看到解放军急行军，就是这样的小分队在路边，打着竹板，喊着喇叭，宣传鼓动，立即回忆起当年奔赴汉丹铁路工地的一幕。从中可以看出诞生于解放战争战略反攻时期的中原大学的流风遗韵。

    到达目的地——云梦下辛店，按班级小组分住在老乡家。六七个同学在房东的厅屋里铺谷草开地铺，早出晚归。主要的工作是筑铁路路基。没有任何机械，工具就是铁锹、洋镐、扁担、竹箢蔸。指挥、管理工程也是准军事化的。划分路段任务，每日上下午都组织几次大小“战役”，逐日统计工作量进度。高音喇叭不停地播送慷慨激昂的挑应战书、战报、捷报，表扬英模的事迹和雄赳赳、气昂昂的战斗歌曲。当一个战役高峰时，多路英雄，争先恐后看谁挖的快，铲的多，挑的重。不少同学一根扁担挑四个堆得满满泥土的竹箢蔸，沿着陡斜坡直往路基上飞奔、冲锋，因此马上赢得喇叭声里的赞扬。总之，工地如战场，一派紧张激烈，热火朝天，甚至硝烟弥漫。中午不放工，炊事班把饭食用箩筐抬到工地，吃完了接着干。晚饭也在工地进行。

    1960年初，中国农村的经济困难逐步深化、蔓延。可是工地的三餐是有保障的。饱汉不知饿汉饥。对农村、农民的困境，我当时缺乏体会。工地进餐时，高音喇叭屡屡广播：现在有不属于学校的人混进来进餐，大家注意。可是一来人太多，彼此也不太认识；二来，也没觉得这个问题有多重要。尽管一再广播，一直也没有听说把什么混吃的人认出来赶出去。有一次下工后，同学带回一碗稀饭，用于张贴宣传栏的墙报。房东是一位中年汉子，见了，顺手就以手指剜起一砣塞进嘴里。边吃边夸：“这浆糊还真好吃！”当时还以为他是闹着玩。事实是这时农村的饥荒已经很重了，而我们则是“少年不识愁滋味”。听说，我们住进来，房东还是有一些补贴的。但记忆中，我们很少用过热水。每天清晨，就在还有些刺骨的堰塘里洗漱。有时赶时间，或怕冷，干脆就免了。到劳动结束，我的两只手皴得跟老树皮一样。

    每天早上上工我们要走几公里路才到工地。早春时节多雨，夯实过的泥巴路基淋上一层雨，比抹过油还要滑，人走在油滑路上，歪歪扭扭，手舞足蹈，花样百出。上一趟工，不知多少人摔跤，身上，脸上都是泥巴花花的。好在当时，别说我们这些乡里娃，就是城市姑娘在学校花枝招展，这时也都习以为常，不以为意。摔倒在泥浆路上，爬起来，把手在身上抹抹，揩揩脸，拢拢头发，笑一笑，又一蹶一拐，扭起秧歌步朝前走。

这次劳动课，前后近两周。返回时，从下辛店一直走到孝感，而且又遇上降雨，同样淋得湿漉漉的。在孝感一人喝了一碗热姜汤。乘上火车后，广播里不停地提醒大家不要睡觉，防止感冒。回校不久，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食堂不定量结束了，开始了一人一天一斤粮、吃份饭的日子。可能是有两次劳动课垫底，大家似乎没有觉得特别的意外，平静、自然地接受了改变。虽然越往后，对以前不定量，敞开肚皮吃饭的日子越怀念。

    1960年的冬天，同样记忆深刻的又一次劳动课开始了，这就是湖北阳新的建校劳动。随着经济困难的加深，全国性实行压缩城市人口，湖北省决定湖北大学下放迁至阳新。这次劳动就是参加新校基建工程。活路有伐竹木，运输、建房等。我参加的是运输组。把砖瓦沙石木竹从材料堆放地用板车运送到建筑工地。三人一车，一人驾辕，两人协助拉绳。经历了1958年的大跃进，本年初修汉丹铁路，总觉得一到劳动工地就是上战场，两只腿，一双脚，好像已不会按部就班一步一步走；只要车一装好，绳子往肩上一套就开跑。装满了跑，卸空了也跑。一位年龄较大的同学，跑了两天，按着肚子说，我不能跑了，我有胃痛，吃不消。开始当是他怕苦怕累，有一天跑着跑着就呕吐起来，只得调换了工种。

    干活累还好说，吃不饱是难题。主食的一半是红薯，菜缺油少盐，几乎不见荤腥。按定量每人一份。肚皮大的人只得吊着过。一位广州同学爱好踢足球，很有气力，劳动好。可眼看着，他的劲就下去了，人也消瘦了许多。一次我因小解掉在后面，跟队时。发现他一个人离了车队，不知何处弄了一个生红薯，在裤子上蹭了几下，就送到口里大嚼。食堂里也常出现把进餐卷一分为二，虚报冒领的事。虽然这样，人们的劳动热情看起来还不错。一次在工地搅拌泥沙，工具，人手都不够。我一时冲动，鞋一脱，裤腿一卷，跳进冰冷刺骨的泥浆里，用双脚踩踏搅拌起来。参加劳动的老师也都不含糊。周骏老师跟我们一样拉板车运输。所不同地是，一辆车只有两个人。一位老师驾辕，他拉。他肩上的车绳总是绷得直直的，而他较一般人高的身板总是尽力前倾。那种投入、认真，如同他做学问一样。从未见过他劳动时与车友交流，或开颜一笑。不知是因为表示对劳动课的严肃，还是在思索严肃的问题。或只是劳累后的木然。显然，老师们的困难比学生多。我们住的是茅草竹子搭起来的简易工棚，好的是有粗竹子（阳新特产）架起来的长长的通铺，不用睡地下。尤其是晚上有电灯。简单地洗刷一把，在昏黄的电灯光下，躺在草铺上看看随便什么一本书，真是莫大享受。作为临时厕所的两个大粪桶就摆在床边不远处。起床后由值日生抬走。在那冬寒料峭的荒野夜间，倒也十分方便。

    大约半个来月后，学校该放寒假了，我们奉命返汉。令人高兴地是，笨重行李如被包由学校装运。我们随身只带小件物品。其中几个蒸熟的红薯是最重要的宝贝疙瘩。这一次的轻装行军令我印象深刻。几乎是半夜就起身，天不亮出发。刚开始还有村子、房屋。走着走着就进入无人荒原。放眼望去，见不到村子、房屋、人烟；连树、草、田地，甚至道路都没有。听说这是为了减少行程而抄的“捷径”。简直是一片“史前区”。幸好这是大队集体行动，如果个把人来走，吓也把人吓懵。天寒，程远，走急，也顾不得多想，都闷头赶路。肚子饿了，伸手摸那几个“宝贝疙瘩”，忍了几忍，估计走的行程值得“犒劳”了，这才“启动”。但装在书包里的“宝贝疙瘩”竟然冻成了冰疙瘩，一口咬上去，冰碴子嘎吱嘎吱响。”嗨！“冰镇红苕蛋！”寒天冷冻，饥肠辘辘，分外香甜。

    经过近一整天的急行军，傍晚时分到达长江边的港口富池。不多一会儿，我们便登上了从下游开来去武汉的“长江”号轮船。对于绝大多数来自偏远农村山乡的同学，这是第一次登上大洋船。明晃晃的电灯光，整齐的舱室布置，漂亮的卧床铺盖，使刚刚经历了一场无人区艰辛跋涉的我们，简直像梦境一般，不由得齐齐雀跃欢呼起来，半个多月的困苦劳累，都在这一瞬间消散了。

    劳动课是列入每学期教学计划及课程表的科目，直到毕业未曾间断。经历过这几场“大战役”，一般的劳动活计我们都不含糊，有“曾经沧海”的感觉。如此这般的劳动课，其不足显而易见。比如，劳动课程简单化、苦力化。只见劳动少见“课”。如何讲求劳动的科学性、知识性，以及适当保护学生的身体健康等，都重视不够等。但这是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大环境下难以避免的。我们欣慰的是，在国家人民面临重大困难的时候，我们没有置身事外，而是一起面对，勇敢分担。我们确实吃了一些此前没吃过的苦头，但对我们身体，尤其是意志力的磨练，是真正难得的一门课程。特别是作为学习财经、政法等社会科学的大学生，它把由于主客观多方面原因，社会发展遭遇的曲折、坎坷，以一种近于煎熬的炼狱般方式，深深熔铸进我们的青春岁月。以至于我们在以后走上社会，逐渐承担起一份职责，不再是“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辞强说愁，”较少浮浪、纨绔气息，多了一份沉潜、忧思。对我们理解经济学所讲的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以及改革开放，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诸理论的学习，这一段经历都不期然而然地发挥了一种基础、酵母作用。看来，有的课业是立竿见影，当时见效；而有的课业当时是看不出什么效果，甚至还可能被认为是不必要的，负面的。但其作用与效果是隐性和长期以至奇特的。大象无形，大音希声。我们这些劳筋骨、苦心志的劳动课，就有几分这种课的意思吧。

    经过反右、大跃进的激烈运动，作为一个中学生，我都感到政治空气的高涨。然而进入大学的见闻却有些意外。这里的空气是开朗的、轻松、甚至有些欢快的。除去课堂专业学习外，学生生活也有不少很新鲜。最与中学不同的是，每逢周末的电影与舞会，使我们乡巴佬大开眼界。电影是在隔壁华师一附中（当时称工农附中）的操场露天放映。那是一场精神大餐，除非特殊事情，决不缺席。而团支部组织动员，到宿舍里拉人去舞场扫盲，更是匪夷所思。我个矮腿短，先天不足，知难而退。但扫除舞盲的活动成效明显。相当一些同学“迅速”脱盲。由“离的远”到“旁边站”，再到“试试看”，再到“抱着转”。甚至闻曲而脚痒，在宿舍里抱着椅子翩翩起舞者亦不乏人。一些舞迷子脱颖而出。与此活动相联系，是自由、公开的男女同学恋爱。上课、自修、进餐、散步，出双入对，无人奇怪，习以为常，都是乡间中学见所未见者。但这种歌舞升平之愉快、浪漫景观，因粮食危机侵入校园，食堂实行吃饭定量，逐渐淡出。

    当时的湖北大学食堂是著名的先进单位，它校早已行定量，而湖大还是敞开吃。其秘诀在于有一种看家本领：“双蒸饭工艺”，同样下米，可大大提高出饭率。数次在此召开现场经验交流。但四周都定量，独此一家敞开，难于坚持。虽然锦旗挂了不少，一花独放不是春，还是归了“定量”潮流。随着困难加深，定量一减再减，漏洞损耗增加，伙食质量下降明显。饭越来越稀，别说吃肉开荤渐行渐远，菜也都是水煮盐拌，油腥越来越少，学生们的碗越来越大，一个个都像小脸盆，以便用来打稀饭，“加菜汤”。这种菜汤是定量的一份吃完了，食堂用“牛皮菜”等大叶菜，加少许盐煮成。放在特大型木桶，只给饭票，不划“粮卡”，学生排队打买，称“加菜汤”，以填补虽然刚刚吃完定量仍然空虚无着落的肠胃。“加菜汤”时有时无。学生们吃完了，一般都不会轻易离开，守候、巴望着“加菜”。  看到大师傅用杠子抬着大桶放到大堂，引起一阵欢呼雀跃，立马排起了一队或数队长龙。少数回到宿舍的同学也欢天喜地的抱着“小脸盆”赶来“接龙”。

    有位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的老师，五七年打成右派，每次都端着一个特大号的饭盆。最令人难忘的，是经常见到他在已经打空的稀粥桶里，用汤匙一点点细细地在桶壁上刮那可怜的残存，抹在钵子里，或直接送入口中。钵空了，还用用食指刮一刮，甚至用舌去舔净。那时，街面有不用粮票的高价副食品。一个鸡蛋大的蛋糕卖五毛钱。当时一个鸡蛋不过5分钱，我一个月的助学金不过几块钱。起初还看稀奇看一看，因为不知“蛋糕”为何物。后来连看也不愿看了。非我所及，看它何益，徒增烦恼。在高价饭店，顾客、看客围得里外几层。实际是顾客少，看客多。有的不像乞丐者，冷不丁地从食客手里抢过食物就跑，或匪夷所思地朝食物上吐唾沫，而后或狼吞虎咽，或慢慢受用。听说，邻班一帮厨的同学，借机胡吃海喝，不知餍饫，食物一直填充塞满到喉咙口，发生严重肠梗阻，送到医院手术脱险。由于饥饿，营养不良病在学校蔓延，许多人得了浮肿，肝炎。我自己也觉得浑身无力，腿上一摁一个窝。因此得以享受到每天一小杯“枣黄糕”的特殊待遇。枣黄糕，是校卫生科自制的治疗营养不良的食物性药物。由红枣、黄豆熬制。

    为了应对严重的灾害，饥荒，学校采取了许多措施。党委提出了“抓生活，保健康是学校中心工作”的口号。取消了体育课，停止了早操、跑步锻炼。把所有空闲地面，在教室、宿舍旁，直至篮、足球场、大操场都开垦出来，变成菜地。挖地、育苗、拔草、施肥、除虫、收获，成了第二课堂，既是任务、作业，也是课外活动、业余生活。最受喜爱的菜、遍于全校菜地的，是我们在乡村也未听闻过的“牛皮菜”。据说是一种猪饲料植物，叶肥厚，棵特大，一株可重一斤余。产量高，味道也不错，甜甜糯糯，不像其名那么难嚼。所谓“加菜”，就是牛皮菜汤，几乎抵了我们一小半的粮食。在饥饿严重威胁的时刻，帮我们渡过了难关，说它是“救命菜”也不为过。由于种植的普遍，除了教学楼、住宅外，完全被大片的菜圃覆盖，连道路都遮蔽了，到处绿油油的。如果不是饥肠辘辘，连续挑着百十斤的粪桶浇灌，感到劳累，这景色还是颇值得欣赏玩味的。记得当时我就吟下了“姑娘浇菜园中站，好似撑篙浮绿水”的诗句，自觉还有些味道。每个班组、教研室都分配了蔬菜生产任务。一直到1963年毕业，留校工作分到会计教研室，都还有“责任田”。常常利用会议大家集中的时间，特意安排到包干的菜地里集体劳动。而将菜交给食堂，按量付酬，所得菜金，成为班级、教研室一笔小小收入。

    1962年春夏以后，街上各式各样的小吃点，例如阔别已久的面窝、米粑、发糕等十分抢眼地多起来。人们的生活逐渐有了转机。有一件事印象生动。6月份我们在湖北汉川的教学实习结束，坐小火轮返校。船上发给我们的午餐，是从未见过的白得像雪一样的大馒头，大出意外。当时，有三分之一的定量是大麦、粗玉米渣等杂粮。能吃上一般的小麦粉馒头就不错。接到这种漂亮雪白馒头，虽然食欲大动，胃口大开，却舍不得动。心想要能长久保存，每天看看也够美的。后来得知，这是用国家进口的加拿大面粉做的。颇有感触，写了一首诗来纪念：馒头白如雪，闻说来加国。天涯路万里，辗转我手得。千万人为我，我有何功德。不复口中送，思绪远飞越。

    终日腹中空落，没有舞会，少有电影，体育场成了菜圃，除了少数谈恋爱交朋友的同学，也很少外出逛街，课外活动成了遥远的事情。然而那时既不知道什么叫悲观，也不懂得去抱怨。只要有菜汤加就很高兴。饥饿对情绪的最多反映，就是议论吃喝的时候多了起来。如前所述，看到了江滩上的片石堆，神往地说，要是一堆麻糖就好了。或曰，我梦见面窝油条了。或回忆家乡熟悉喜爱的小吃。当然也有乘帮厨猛吃一家伙，涂改餐卡等不够光明正大的行为。总的看，学习，生活秩序都还是正常的，尤其是学生的精神状态还是好的。其原因，一是得力于前述学校采取的“抓生活，保健康”的措施；一是政治思想教育与管理的到位。学校请来《延安求学记》的作者老红军马国昌作革命传统报告。向学生们推荐革命回忆录一类的书籍。在宿舍昏黄的电灯光下，我一气读了好几集《星火燎原》等。红军战士怀抱着人类最远大、崇高的理想，却过着穴居野处、茹毛饮血般的原始生活。不惧怕流血牺牲、出生入死、与比自己不知强大多少倍的敌人殊死搏斗，一往无前，累创奇迹。在这种世上少有的极端反差中，显现了理想信念的巨大力量，精神变物质的惊人神奇。无形中给予我极大鼓舞，抵消了饥饿困难的压迫，意识中觉得是一种正常的锻炼，是大学课程、生活的一部分。

    在这样的环境氛围中，经济困难对我们学习的影响大大减小了。随着国民经济逐步好转，随着毕业的临近，我们学习的紧张气氛一天天浓起来。吃喝再也不是吸引兴趣的话题，闲谈的时间也越来越少。毕业实习，毕业论文，毕业考试，毕业鉴定。一关连着一关，一仗接着一仗。“奇迹”出现了：总是吃不饱的学生居然有“剩饭”出现了。令我自己也想不到地是，听说端午节要加餐，有肉吃，兴奋了好一阵，但真正从食堂端回来，放到宿舍里课桌上，待要细细品尝，慢慢受用，却怎么也感觉不出香味，怎么也没有食欲，木蔗蔗，形同嚼蜡，一点滋味也没有。问问别人，也都跟我差不多。那就是精神高度紧张，而肠胃退化，味觉已经麻木的结果。总之，尽管“卡路里”不足，体育课没有了，整个教学还是按部就班，有条不紊、中规中矩地运行。而学生们的学习也一直没有懈怠马虎，越到三四年级越是如此，达到了那种条件与环境下可能的较好结果。

    在二年级，我加入了团组织。在阳新工地，我被评为建校劳动模范。在校广播台，被评为优秀工作者。毕业分配时，绝大多数的同学表示服从祖国需要和组织分配，到艰苦的地方去。有几位同学更积极申请到西藏。后来，近三分之一的同学去了甘肃、宁夏、贵州等西部边远艰苦地方，一位同学去了西藏。而我与二位贵州武汉的同学对调，从原分配地北京改分配留校工作。从1959年一直到现在。同学们秉承学校师长教导，以四年大学生活为基础与起点，走上社会，尽已所能地为国家人民工作，不曾辜负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