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廷彦
离开母校已四十余年，回忆往事常常唤起我对母校的思念，对老师的思念，对同学的思念。
我是1954年夏天进入中南财经学院的。我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农家，50年代初家庭生活还很困难，初中毕业后放弃读高中，选择了读中专，从没作过读大学的梦，常常想到的是：“中专毕业后参加工作挣钱帮助家庭”。可是，中专毕业后，就在我急于奔向工作岗位时，学校通知保送我读大学。50年代，不“听从组织分配”是最大的耻辱。我带着矛盾的心情进入了中南财经学院。学校把我分配到财四班学习。我们班只有20个同学，都是被保送入校的。
既来之，则安之。入校后，我决心刻苦读书，争取有个好的学习成绩。因为全班都是保送生，谁也不甘落后，开学时，全班同学经过讨论制定了争创先进集体的计划。可是，学习一开始，我就遇到了听课的困难。当时，没有教科书，只发讲课提纲，讲课提纲又往往是迟后发，上课必须不停地记笔记。50年代初，普通话还未推广，老师讲课多是地方语言，又多是南方话，我听不懂，一堂课下来我只能不连贯记几句话，根本不知道讲的什么内容。课后抄笔记成了我的主要任务，压力很大。我曾经痛苦的问自己：能学下去吗？
一个周六的下午，刚刚下最后一节课，我正准备向同学借笔记抄，院刊编辑室通知我去参加武汉市大学生联欢晚会，进行晚会采访。因为我是院刊通讯员，只好前去。说实在地，我真难以安下心来参加晚会。但是，我有一篇“通讯”任务，我不得不用不停地记写晚会情况的办法锁住自己的注意力。晚会结束后，我急忙挤出人群，向校车奔去。我不知道是如何登上校车，又如何走下校车的，我奔进教室，展开一门课程的笔记本准备抄写课堂笔记。我愕然，这门功课的笔记是谁已用工整的楷书给补起来了。我又察看了其他学科的笔记，也都用楷书补好了。同学们平时记笔记、做作业的笔体都比较草，给我补笔记的是楷书，一下难以辨别是谁给我补了笔记，经多次询问也无结果。
同学们的帮助增强了我学好功课的信心和决心。为了不让同学帮我补笔记，我就利用课间补笔记、有事外出时把笔记“藏起来”、让同学多给我说南方话提高我听南方话的能力。一个多月的时间，我闯过了语言关。
进入大学读书，学校几乎帮我解决了所需的一切费用。学校每月给我发生活费、发到商店领取学习生活用品的票证，连蚊帐、洗脸盆也是学校发的。然而，有时也会发生一些小的经济困难。我读大学时买不起钢笔，用的是蘸水笔，上课时要带上墨水。有一次，墨水用完了，还未到发票时间，我不愿意开口向同学借钱买，只好用洗墨水瓶的水写字。第二天走出教室，我发现自己的墨水瓶里有大半瓶墨水。这一定是同学悄悄给我加的。半瓶墨水现在看起来不算什么，而当时已成了解决不了的难题。看着这半瓶墨水，我流下了眼泪。同学的帮助使我深为感动，也促使我想办法克服困难。以后，我就靠给报社写点小“小豆腐块”，用稿费补充一些学习用品，不想让同学再为我费心。
我读大二的时候，得了“瘘管”，手术后坐凳子非常困难，只能侧着身子靠在桌子上听课。一天早上去学习，看到我的椅子上放着一张厚厚的、用半旧的蓝布做成的棉垫子。那时，我突然想起了前一天夜里的一幕：我夜里起床到卫生间去，路过供我们班自习用的小教室，教室还亮着灯光，我看到班上几位同学正在灯下边比划边做着什么。我下意识的从门口看看教室墙壁上的挂钟，时针在慢慢地向2点滑去。我给这几位同学说：“快下2点了，有什么事情明天再做，都去睡觉吧！”……想到这里，我意识到棉垫子一定是他们做的，但他们谁也不承认是他们做的棉垫子。我经过几天的反复询问，他们仍然不告诉我真情。我假装生气地对他们说：“你们不告诉我是谁做的，我就不用棉垫子。”我真的把棉垫子放到一边，仍然侧靠着桌子上课。这样，他们不得不告诉我实情。我手术后，班上同学们看我侧身靠桌上课的痛苦样子，就商量给我做一个棉垫子。可是，没有布和棉花怎么办？一位同学就拿出一件棉上衣拆开来做垫子，这些只会拿笔杆而从来没有拿过针线的同学，在一起做了拆，拆了再做，他们终于给我做好了一个棉垫子。我知道这些情况，感动得说不出一句话，只在心里重复：“这是同学们的心啊！”
在我四年的大学生活中，除老师的辛勤教导外，同学们在学习和生活上都给了我很多真诚的帮助，上面记述的只是其中几件小事，这些小事使我永远不能忘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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