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视小小的螺丝钉

（一）

    1922年我出生在河南泌阳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在旧社会度过了25个春秋。在那个年代里，国家是内忧外患战乱不已，人民是贫病交加苦不聊生。在那困窘的环境中，我父母期望改变家境，决心让我上学。好不容易于1937年考取了中学，突然祸从天降，日寇发动了全面进攻中国的“七·七事变”，我的学习美梦也即刻被粉碎了。

    1938年，我16岁时，跑到张自忠部队当了学兵，并参加了保卫大武汉战役。武汉失守后，我被调到38师一个连里当副班长，到鄂西北做接训新兵工作。不久，全身染患了脓泡疥， 难以行动。我父亲得知，就千里迢迢把我从部队接回家里治病。

    家乡处在半沦陷状态，日寇不时进行窜扰，社会秩序不安。我病愈后，就帮父母种地，同时我也挤时间找人帮我补习功课。1943年有幸考取了镇平职业学校。但是因日寇不时进犯，三年学历中真正学习不到两年。1945年春，日寇大举侵犯豫西，河南学校几乎全部迁逃陕西，师生全靠救济维持生活，大部分时间是打柴、运粮、推磨、做饭。农忙时还帮农家打工讨几个钱补充生活。在这里使我最难忘的一件事，是在一个夜深人静的夏夜，语文老师约我和另两个同学，在一个绝密的小庙屋里，读了《新华日报》上登的中共“七大”毛泽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虽然当时对内容还不大理解，但却感到很新鲜。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共产党的政策理论文件并萌发了向往这些思想主张的苗头。

    1945年日寇投降，八年抗战胜利了，我们满怀激情返回学校。1946年毕业，希望找到工作谋碗饭吃，但是蒋介石却悍然发动了内战。我刚在学校实习工厂谋得了一个助理员工作，不久就又被辞退了，无奈中我只得暂住同学家混饭吃，却又被地方反动残余政权怀疑抓审，好在陈谢大军很快解放了豫西，我就与几个同学相约参加了刚解放新成立的地方政权宣传队。1948年秋，我跋山涉水冲破险滩走进了刚建起的中原大学这个火红的革命熔炉。从此我走上了光明征途。

（二）

    在中原大学这个革命熔炉里，我初步清洗了一些旧传统意识，逐步树立了新的思想观念，懂得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了解了什么是阶级与阶级斗争、政治与革命的道理，明白了中国近代为什么陷于内忧外患国弱民贫的原因，认识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目标及其领导解放劳苦人民这一伟大事业的重大意义。这是我初步奠下了正确的三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理念，变成了一个革命新人的转折点。

    在中大第八政治大队学习后，即转入文训班学习关于文化艺术工作领域的具体方针政策、方式方法。随着形势的迅速发展，学校成立了中大文工团，星夜奔赴武汉，利用各种文艺形式向新解放区的广大人民群众，展开关于党的方针政策的宣传活动。

    我在中大文工团只有三个月，1949年8月就作为从中大文工团抽调的60人的一员，组成湘江文工团又奔赴湖南。我在湖南的五个年头中，是新中国从清除封建余孽、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做准备的时期。主要任务是通过宣传组织新区广大人民群众，从思想到制度清除封建残余，树立当家做主意识，开辟光明前景。在这个阶段我曾经历了三个单位，不过这与中大文工团的工作是一脉相承的，都是党在思想文化领域除旧布新的战斗队伍。并且不仅通过形象艺术提高广大群众的思想觉悟，而且用了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深入群众，组织并带领千年受苦受难的广大农民去摧毁长期压迫剥削劳动人民的封建社会。

    1950年在湘江文工团，主要演出《白毛女》歌剧（我扮演杨白劳）配合土地改革，在长沙、益阳轰动一时。先后连续参加两期减租反霸，三期土地改革的农民翻身运动。特别是在湘阴县的两期土改中，那时华国锋任县委书记，要求干部必须深入群众、扎根串连，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作为一个片的负责人，就日夜奋战，串连组织群众，学习党的政策，培养骨干研究分析情况，划分阶级，清算地主，丈量分配土地，到整建农会等一系列清除封建残余建立农民当家做主的一场艰苦激烈翻天覆地的社会改革运动。

    1951年我被调到邵阳资江文工团当领导，同样是边组织演出，边参加土改等群众运动。在这里举办了全地区土改展览，组织所属各县农民相继参观，历时数月。我还写了《从黑暗到光明》的长篇报道，在《资江日报》连载。

     1952年专区以下专业文工团被撤销，我又被调到长沙新华电影院任经理。主要是改造旧的电影院，把一般的娱乐场所改变成党的宣传教育阵地。到电影院逐步调整了组织机构，建立了宣传小组，削减映前广告，增添党的方针政策的宣传内容。接着举办苏联电影展映月。当时中国已准备向社会主义过渡，苏联又是社会主义的学习的样板，广大群众无不希望了解苏联社会主义的新面貌，所以这一个月每天从早晨六、七点钟到夜晚两、三点钟，连映七八场，场场爆满。影院员工都难得休息，疲惫不堪。但是，为使人民多了解社会主义，也都激情满怀不知疲倦地坚持到底。我还挤时间写些影评以扩大宣传，把这次重要的社会主义宣传教育活动尽力办好。

（三）

    1953年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开始，因为我原读过纺织中专，根据中央“学过技术的人员必须一律归队”的决定，于是我离开了文化艺术部门，调到工业战线，来武汉市纺织局参加经济建设事业。实际上长时期做的是工业战线上的教育工作。这里也有三个阶段。

    首先，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开始时，从农村转向工业战线的大批干部，需要熟悉工业技术与管理知识，还有新招收工人需要学习操作技能。我当时调到武汉一纱厂任教育科长，就不得不挑起这一重担。充分利用业余时间，组织干部、工人学习有关技术与管理的学习班，来及时有效的提高生产管理水平，促进经济快速发展。

    其次，1958年在“大跃进”的年代里，我被调到新筹建的武汉市纺织工学院，任教务办公室主任。连续招收两届学生，接着遇到三年自然灾害，之后进行了三年调整，武汉市纺织工学院下马。

    第三，1964年经过三年调整，经济较快恢复，武汉市纺织局又要我筹办纺织中等技术学校。我东奔西跑，调拨了成套的机器设备，聘请了一些有专精技术理论的教师和有娴熟操作技能的技工师傅。大家满怀激情的遵循刘少奇同志倡导的半工半读道路，来培养有理论有实际的技术人才。不料又是刚招收两届学生，排山倒海似的文化大革命突然袭来。造反派夺权，工宣队军宣队先后进入学校，我成了执行刘少奇资产阶级教育路线者而被隔离审查。经过斗、批、改后，学校停办，我被送进了“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

    从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二十多年中，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摸索阶段，在这个阶段，我主要是根据经济建设需要从事生产技术与管理人员的培训工作。虽然这仅是这一庞大工作中的沧海一粟，小小的一颗螺丝钉，但通过具体的职工教育，大中专学校教育，也培育了成百上千的生产技术与管理人员。不少人担任了技术员、车间主任、工程师，还有担任总工程师与厂长书记的，从而推动着生产管理的不断发展。在计划经济时期，纺织行业成为武汉市上缴利润的重要部门。

（四）

    文化大革命快结束时，我从“五七干校”又调到工厂做教育工作。当跨入改革开放年代，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全国人民意气风发，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蓬勃发展的时候，我却到了年逾花甲的老迈年龄而被批准离休了，顿时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不过不久慢慢调适了自己的生活秩序，逐步克服了失落感。

    首先，进入老年大学，选学诗词与书法。在“五有”老教方针指引下，使我进一步拓展了思路，主要从“有学”“有为”两方面着想。使我从一个不懂诗词书法的人逐步入了门取得了一些成绩。多年来先后学写了五百多首有关歌颂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改革开放政策的巨大成就和鞭笞社会上一些不良现象的诗词，并先后在一些报刊专集上选登。接着又相继被省市与中华诗词学会吸收为会员。

    其次，在海峡两岸关系解冻时，被武昌区统战部聘为对台宣传工作的通讯员。经常参加有关会议、学习有关政策，参与“三胞三属”联谊会活动，走访了返乡台胞台属等。在此基础上撰写了几十篇有关沟通两岸情况，增进两岸同胞情谊，评论台湾当局某些政要的邪说谬论等文章，先后被市《协力》、省《统一战线》、北京《统一论坛》、南京《金陵之声》、上海《浦江之声》等专刊电台刊播，并获取了多次奖励。另外，我还是老年大学“关心下一代协会”的领导成员，任中小学校校外辅导员，经常为中小学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又是“老年教育研究会”成员，不时写些有关健康老龄化的文章等。

    再次，1988年在庆祝中原大学建校40周年时，不少校友已经离休，为了继续发扬革命传统精神，增进友谊，与时俱进，就成立了中大文工团校友会，制定了章程，办起了《校友通讯》，在20多个省市、160多位校友间，有序的开展各项活动。不久我接任了《校友通讯》的编辑工作，20年来编了55期《校友通讯》，在广大校友中，能够及时的交流情况，增进友谊，相互激励，与时俱进。使这个特殊的老年群体，在促进发挥余热，健康长寿，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业中也起到了一颗小小螺丝钉的作用。

    我今年已经86岁了。在欢庆母校建校60周年华诞之际，作为从“中大”这一革命熔炉熔炼出的一颗小小螺丝钉，回忆新旧社会对比与60年来自己在新中国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中的实践体验，真有说不完的感慨。

    我想这一巨大变化的过程，就像在这个大时代海洋中航行的巨轮，她所以能够乘风破浪胜利航行，不仅要有正确的方向盘与强劲的动力机及其他重要机件，也要有千千万万个螺丝钉等细小零件，才能构成一个坚强的整体，正常运转航行。我和很多同志在新中国这条巨轮中的地位和作用，也都像一颗小小的螺丝钉。但我们决不可漠视它，必须肯定，没有它就必将影响整个巨轮正常的运转、航行。从这个角度说，我们必须正视小小螺丝钉应有的地位和作用，既不能夸大也不能漠视与低估，这也是对人生价值的正确评估。当然，这里首先还要感谢“中大”这一革命熔炉对我们的熔炼，使我们能够成为这条巨轮上一个有用的小小螺丝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