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考试 难忘的恩师

 

    我是59级中南财大计统系计划专业的学生。在计划经济时代，从事国民经济计划工作，是很令人羡慕的。尤其是，当时的大学毕业生供不应求，到处争着要，包括中央国家机关的要求，都满足不了。因此，1963年大学毕业之际，我非常兴奋，憧憬着尽快走上我所喜爱的工作岗位。

    可是，没有想到，1963年，中国科学院（当时没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只有哲学社会的科学部，和自然科学部一起，统称中国科学院）向全国招收研究生，并且，在招的专业中，有国民经济计划平衡专业研究生。的确，这真是千载难逢的机会。谁都知道，当时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是全国最高的经济理论研究机关，那里集中了全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除了著名经济学家、经济研究所所长孙冶方以外，像著名的国民经济平衡理论研究专家杨坚白、董辅礽、刘国光等，都集中在那儿。如果有幸成了他们的研究生，在那儿继续学习深造，那该多好！这个机会我怎么不想抓住呢？可是，一想到家庭生活困难的处境，我就在心里打消了这个念头了。同时，我又考虑到，当时报考一般大学的研究生都很难，更何况是报考中国科学院经济计划平衡专业研究生，全国只招一名，这不等于是考“状元”嘛，所以我决定不报考了，还是早点走上工作岗位，缓解一下家庭生活困难的处境。

    后来，我们的系主任、主讲我们国民经济计划原理课程的陈立国老师知道了，劝我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他找到我说：“中国科学院招收研究生，尤其是招收国民经济计划平衡专业研究生，并不是每年都招，包括去年在内好几年都没有招，好不容易今年碰上了，这是很难得的。你是共产党员，是计统系团总支副书记，又是班上的学习委员，基础条件不错，最好带头报名，参加考试”。在陈立国老师的劝说下，我的思想开始动了，并且，逐渐增强了信心。再加上我了解到，在研究生学习期间，不仅不交任何费用，而且每人每月还有数额可观的助学金，这样，再不会给家里增加负担了。于是我带头报名了。在我的影响下，另外三位同学也报了名。报名以后，我们就开始积极进行准备。临近考试时，我们四位同学的心态都很平和，没有把考取考不取看得太重，谁也没有想到会考取，都只当是一次有意义的经历罢了。当时武汉地区研究生考场（包括所有专业），设在武昌珞珈山武汉大学内。1963年2月15日上午，我们四位同学去参加考试时，约好了在武汉大学主楼门前合影，作为永久纪念，照片上的题字就是“难忘的考试。”

    结果出乎意料，我被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录取了。当初，招生计划不是明文规定，全国只招一名国民经济计划平衡研究生吗？当我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报到以后才知道，这个专业招生计划被突破，全国共招收了三名，除我以外，还有天津市河北财经大学的杨圣明，西安市西北政治经济大学的张曙光，我们三人先后到了北京，安排住在同一间宿舍里。没过几天，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孙冶方在与我们谈话时说：“本来计划只招一名，因为你们三个考试成绩差不多，都可以，经过研究，索性都录取了。”

    的确，我庆幸我参加了这次难忘的考试，是这次考试，改写了我的学历和我整个一生的经历。但是，我更庆幸我在中南财大计统系遇到了一位使我永生难忘的恩师——陈立国老师。是他，教学有方，引我很快入门，使我对国民经济计划专业课的学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帮助我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基础知识功底；是他，执掌计统系主任管理有道，既教书又育人，既注重专业知识的培养，又注重优秀品质的养成，使我能自觉的向着又红又专的方向发展，不仅当上了班级的学习委员，还担任了系团总支副书记，并且积极要求进步，1962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曾先后评为，湖北大学（中南财大的前身）“先进人物”、武汉市大中专学校“三丰收积极分子”。是他和以他为首的计统系“三驾马车”——陈立国、关其学、叶景哲——的广泛影响，为中南财大计统系争得了荣誉，从而，大大提升了中南财大计统系在全国同类学科中的地位，使我们感到了无尚的荣光；更是他的鼓励，让我对报考研究生充满信心，并鼓励我带头报名参加考试，才使我抓住了这次难得的考试机遇，从而，使我从一名普通大学本科毕业生，一举成为了一名当时在全校乃至全国都有一定名气的中国科学院研究生。也正因为是他使我获得了研究生的学历和经济研究所的工作经历，所以，才使我最早享受到了1978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强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实惠，1980年我就被选拔到了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领导岗位。

    是的，我真诚的感谢我的恩师陈立国。他不仅成就了我的学业和事业，而且成就了我的家庭，这是很多人都不知道的。1963年大学毕业考取研究生以后，我要到北京去学习三年，这时，我有一个很大的顾虑，也是一个很大的秘密，就是担心我深爱着的女友，由于关系疏远而告吹。我毫不怀疑、毫无隐晦的向陈立国老师吐露了我的心声，我告诉陈立国老师：“我喜欢我们系60计划班的女同学吴玉梅，我已向她明确了我的心意，并且，我们之间有过一些接触，虽然没有明确恋爱关系，但是两人还是谈得来的，特别是她爱才，彼此接触少了，关系可能会慢慢疏远，希望陈老师能帮助，关心一下这件事。”陈立国老师听后非常高兴，也非常支持，他说：“你就放心去吧，集中精神搞好学习，这事包在我身上了。”这使我很受感动，也成了我在北京专心学习的巨大动力。从此以后，陈立国老师成了我和吴玉梅之间联系的纽带，我俩的关系变得越来越亲切。我研究生毕业后，1967年10月，我和吴玉梅在北京领取结婚证，组成了幸福的家庭。后来由于两地分居，我从北京调回武汉，也是通过陈立国老师帮忙，把我调到了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这些都是我和吴玉梅永远不能忘怀的。

    我和吴玉梅都由衷地感谢和怀念陈立国老师。数十年来，除了兢兢业业的努力工作，以不辜负恩师的培养和期望以外，每逢过春节，我们都要一同到陈立国老师家去拜年，拜谢我们的恩师。即使后来吴玉梅当了武汉市商委主任，武汉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我当了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常委副部长以后，也没有间断过给恩师拜年。即使陈立国老师积劳成疾，因病去逝以后，每逢过春节，我们也要结伴专程去陈立国老师家，拜谢恩师的夫人——金宝琴老师。

    在母校校庆六十周年之际，特写此文，以表达对母校以及母校为培育我们付出了辛勤劳动的师长们的深深感激和怀念之情！

 

 

                                                2008年5月3日    于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