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秀芝
“霹雳一声震（哪）乾坤，打倒土豪和劣绅，往日的穷人矮三寸，今天是顶天立地的人呀。”1950.年11月，我们参加了安陆土改。
记得王自申、梁维直院长在动员我们参加土改，强调伟大意义与参加土改的必要性时还幽默地说：“你们如果怕苦不参加，失掉了机会，等你们老了，你们的孙子们坐在你膝上问：‘什么叫土改，什么叫地主，地主是什么样的人，是好人是坏人……’，你们却说：‘我也不知道，土改我怕苦没有参加。’那可太遗憾了！”
结果，我们“财研室二班”的同志们没有一个例外，都参加了。在那里我们都得到了锻炼 成长。那一年我们离开了校园达半年之久，至1951年6月。
记得从武昌行军走到安陆，其间黄陂到孝感——县过县，长长的行列，一步一步的走，身 上还背着行装，沿途的艰辛与跋涉于崎岖的羊肠小道，这里我要说的是我们的几位生活组长和一些男同志。记得当时要过一个独木桥，下面水流湍急，女同志大部分不敢过，我当时害怕极了。当时男同志在桥上硬是三、五米一个排成一行，牵着我们过。我当时还是怕，向泽生同志说：“爬、爬、爬，我们两边护着你”，硬是帮我爬过去。
当时领导我们土改的是一位工农老干部张国柱同志。
对于我来说，当时才二十出头，政治思想水平谈不上，能够跟上队伍——下乡、搞土改，别人都认为是不可能的事！这样我就被编在调研班，搞统调工作，一行六人有搞会计的胡绍铨，搞统计的刘俊贤，还有朱信诚、王如兰，我有幸在张队长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张队长的领导风范、练兵训兵，带领着那么一群缺少群众工作经验、缺少群众运动基础的“学生兵”，完成了土改任务并未出差错，实属领导有方。
半年中头两个月我在队部里时常与张队长一起听取汇报，下队视察，了解整个土改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实情况，通过走贫访苦、扎根串联，依靠贫雇，发动群众，展开斗争等，让我在方方面面都得到了较为细致的学习与锻炼。到第二阶段，张队长就把我分到了新店去独当一面，开展工作，使我得到更好的提高。回忆起当年，那么大的土改运动，政策性非常强，在张队长的领导下，我对毛主席“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这段话有了新的认识，以至后来回校后在“三反”、“四清”、“社教”等运动中都能有一个正确的党的政策观念，维护党的政策的严肃性，保证不犯政策性的错误。
张队长在领导土改中，严于律己的工作作风也让我终生难忘。他从不指使下级，勤务兵为他做一点私人杂事，甚至他的爱人在一个片工作，常来队部开会，我们都不知晓。每次来开会，汇报完了，会开完了，她就回队，直到有一次要过小年了，她过来与张队长团聚，用张队长的毛巾洗脸，我们看到了感到很奇怪，一问，我们才知道他们是夫妻！
土改结束后，张队长嘱咐我整理会议记录，一篇他在会议上的总结发言整理好后他看了一遍，让我送到当时的校报《中大生活》上去发表，以便指导下一批土改的工作，我用的是张队长的名字，题为“坚决遵守请示报告制度，严格防止骄傲急躁情绪”，可是发表时，他却用我的名字，并加上副标题“在土改工作中的两点体会”。
土改结束后，我们立即投入三查运动，张队长离开了学校，不知调到哪里工作去了。我们都很挂念，不久，他给我来了封信，以示关怀勉励之意。后来，辗转得知他在中国地质大学任党委书记，我去看望了他，才有了这张照片。
我想，校庆六十周年之际，让我们记住这位长者，让我们记住张国柱同志——土改工作队的张队长，这是非常值得纪念与有意义的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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