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张庚秋副校长

       其实,我调到中南财经大学时，张庚秋副校长已经离休了。但他是我先生的硕士导师，先生是他的关门弟子。正是有了这层关系，我才得以跟他建立联系，打开了解他的渠道。

    正象父母疼爱最小的孩子一样，张校长对我们是百般呵护，疼爱有加的。

    先生考上他的研究生的时候，我们都在黄冈。他到武汉来读书，就造成了我们的两地分居。为了调到一起，我们想了许多办法，但都没有凑效。张校长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给先生出主意说，考博吧，这样既可以继续深造，调动也就好办了。先生一“博”成功。在张校长的帮助下，我也就顺利地从黄冈调到了武汉，结束了长达6年的两地分居生活。应该说，张校长是我生命中的“贵人”，我对他充满了感激。

        刚来到武汉，人生地不熟，生活上有很多的不便。于是，张校长主动热情地跟我们讲起了生活琐事。诸如，到哪里买菜最近；哪个菜场小偷闹得凶，该如何防范；日常生活必需品到哪里买，等等，俨然一位慈爱的长者，生活的向导。

    随着交往的加深，我对张校长的了解也就多了起来。

　　张校长出生在上海。在中学时代，他就广交朋友，积极参加学生的进步社团，与地下党接触。1949年5月上海解放时，他已高中毕业。基于对共产党的认识，毕业后他就直接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的华东随军服务团（又称南下服务团），随军南下福建，参加革命。在那段时间里，他经历过徒步行军的艰苦，躲过敌人呼啸而过的子弹，尝过失去革命同志的痛苦，经历过千辛万苦，九死一生的遭遇……

    他出任过鹭岛（即今天的厦门市）公安派出所所长，在中国人民大学读过研究生，担任过武汉市统计学会副会长，武汉市统计技术职称（中高级）评委会副主任，出任过中南财经大学副校长……　

    革命理想的熏陶，战争烽火的洗礼，复杂经历的磨练，早已把他铸造成为一位知识渊博、道德高尚、正直无私的真正的共产党人。　　   

 　 在这个浮躁的、个性极度张扬的年代，张校长始终保持低调做人。当你闲暇之时来思园漫步，在苍松翠柏之间，在陈毅同志的塑像前缅怀先烈的丰功伟绩的时候，您可曾知道，陈老总的这尊雕像，就是张校长主持创建的吗？为了建好这座雕像，张校长他们花费了多少精力！别的不说，仅他个人去看雕像的模型与放样就达七次之多！正是张校长这样的付出，才换来了陈老总这动静结合、造型生动、惟妙惟肖的塑像；才使我们站在学校这位创始人面前时，感到如此的亲切和感动。塑像成功屹立在思园后，引发多少游人的注目、在校师生及校友们的怀念与激励，骄傲与赞叹，而我们的张校长却悄然隐去……

    虽然张校长在我校生活工作长达近40年之久，可有几个人知道他与江泽民同志的特殊关系？是的，他从未跟人谈到此事。如果不是为了辟谣，也许，到现在还无人知晓。在1990年的一次校党委常委会议上，有人谈论到江是李先念同志的女婿时，张校长这才脱口说道：“只要江泽民同志现在的爱人仍是王冶坪的话，他决不可能是李先念的女婿。我在解放前曾与他们是邻居，而且江与王冶坪结婚时，我二妹还是他们的伴娘，我们之间关系很好，所以现在这种说法，是谣传不可信”。此言一出，满座皆惊。大家奇怪张校长怎么有这个“大关系”，却从不向人提起。甚至后来财政部人事教育司的领导知道此事后，也曾问到在他的档案中为什么没有反映这种关系时，张校长只淡淡一笑：“说出来似有抬高自己的身价之嫌”。我知道，他并非不重视这种关系，从对这段往事的深情回忆中，从对江泽民给他这位“七弟”信件的完好保存中，我看出了他对这段回忆和这种关系的珍视。我不敢妄言，如果他一开始就亮出他与江泽民的关系，会不会使他的政治生命成为别一种可能；但他的这种低调做人和严格自律的君子之风，着实令人敬佩。　

　　如果当你获悉张校长到现在还只有副教授职称时，您会感到惊讶吗？请不要误会他只有这种业务水平。张校长1956年7月从中国人民大学统计专业研究生毕业，当年8月进我校执教以来，一直是我校统计专业教学的中坚力量，并在我国统计学界，颇具知名度。可以说，他的专业水平是一流的。只是，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历史阴差阳错地跟他开着最低级的玩笑，使他的职称晋升一再延误。本来，他是有很多机会粉碎这种玩笑的。从1986年6月至1991年7月长达5年的时间里，人事处、科研处、学报编辑部等跟职称密切相关的部门都由他主管。只要他愿意，只须稍微示意，他的职称问题不愁解决不了。况且，象他这样双肩挑的，学校是有适当照顾的。但身为分管职称评定工作的领导，外兼校高评委会副主任的他，为了避嫌，更为了树立良好的风气，在这5年里，他一次都没有申报过正教授职称。他的这种清廉自律的满身正气,赢得了许多人的敬佩。

　  如果要做一个比喻，张校长的人生应该是什么呢？一方色调淡雅、做工精美、质地优良的锦丝被?柔和、温馨、美丽、高贵、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