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近贤
今年是我们的母校——中原大学建校60周年。在这60年中，我们的祖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不但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而且将我们国家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了一个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强国，并且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这社会巨变的60年中，我们的母校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不但培养了无数的人才，并在实践中从一个革命的大学转型成为声望卓著的现代大学，这使我们这些老校友感到骄傲和自豪。回顾我们个人的经历，我要感谢我们的老师的教导和帮助。在开封参加革命之前，我只是一个高中没毕业的学生，经母校的培养教育，逐渐成长为一个懂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文艺工作者。由于文艺工作要深入生活，要为工农兵演出，这使我见证了、参加了祖国各个时期的重大变革，也使我们深深地体会到今天的繁荣是来之不易的。繁荣还只是初步的，中国只有十三亿多人口，要根据我们的国情办事，我们要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坚定地走下去，经过艰苦的努力，我们的祖国一定能建成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
回顾我走上文艺工作岗位，纯属偶然。在中大38队毕业时，参加了共青团，在分配工作时先征求我个人的意见，而我那时却是懵懵懂懂的，不知道今后该搞什么好，我就表态：服从组织分配！于是校方就决定让我随母校一起南下武汉，到中原大学文艺学院报到。到武汉后我才知道，文艺学院要办一个文训四班，培养艺术人才，充实一些文工团的队伍。文四班结业后，我被分配到中原大学文工团搞乐队工作，后来又组成音工队，配合音乐系的教学工作，一直到1952年底。当时中南局决定把中南大区的两个文艺团队（中南文艺学院的戏工队、音工队和原中南文工团）合并，组建一个中南人民艺术剧院，崔嵬同志任院长。到这个时候为止，我在母校学习和工作的时间前后不过四年，但它是我一生中渡过的最难忘的时光，它不但决定了我的人生走向，我的人生观、价值观也是那时形成的。
回忆当年组织上决定我搞文艺工作时，思想很混乱，说穿了是在思想上看不起这一行。在这个时刻，在文四班开班典礼上崔嵬院长的一番话教育了我，改变了我对文艺工作的错误认识。当时他根据学员的思想情况，用最通俗的语言说：在旧社会，人们对文艺工作和艺人存在着很多错误的看法，什么“王八戏子，吹鼓手”呀，都属于“三教九流”的东西等等，这都是偏见，是非常错误的。毛主席说，我们搞革命要有两支队伍：一支是革命的武装部队，一支是革命的文化大军，缺一不可。文艺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所以我们不但不能把文艺工作看作是三教九流，也不能把文艺工作看成是雕虫小技，没什么搞头，你们要提高认识，端正思想，拿起文艺的武器好好的为人民服务。这一番讲话使我受到很大的启发和教育，大家讨论时都认为很有针对性。接着李冰老师给我们讲授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解决文艺方向、为什么人和如何为的问题。这不但解决了我们很多糊涂观念和错误认识，也让我们安下心来搞文艺工作，而且懂得了如何按照党的文艺路线、文艺方针去为工农兵服务，为人民服务。这一干，就是一辈子。
作为一个表演艺术团体，我们的任务是要长年的上山下乡、深入工厂和部队为他们演出。武汉歌舞剧院是原来中南大区剧院的底子，中央文化部也给我们一些重要的任务，如1953年3月中南大区的文工团刚刚合并，还没来得及正式建院，我们就接到命令，中南六省联合组织一个慰问团赴朝鲜为志愿军慰问演出。总团下边设很多分团，中南总团里有中南文工团的歌舞、中南京剧团的京剧，另有湖南的话剧团、河南的豫剧团和二加弦剧种，非常丰富。我们歌舞队（包括部分豫剧演员）被分配到战斗最激烈的东线20兵团慰问。由于敌人不停地轰炸我们的运输线，我们慰问团的车队只能夜间行军。我们的歌舞队都是些年轻人，所以行军时就交给我们一个任务：分配到各个车上去保护和照顾年纪大的名老艺人。我们行军的第一个夜晚，要过一道封锁线，危险果然很快发生了：我们的车队刚听见前边车子的防空枪声，就立即关车灯、停车。我们刚准备跳下车躲一下，敌人的飞机就来了。敌机投下了无数颗照明弹，悬在我们的上空，把我们身边约一公里左右的地方照得像白天一样，我们在志愿军向导人员命令下，在公路两旁的地沟里躲着一动不动，很可能是敌机没有发现我们，没有向我们投炸弹，也没有再转回来，可我们的车队还是有一辆汽车翻车了，一位演员脑部受伤，一位魔术师的眼睛受重伤，回国后被摘掉一只眼球。在这次劫难中，我们慰问团中的演员们没有人怕死，继续行军，一直到达目的地。
在志愿军的营地里，我们和志愿军一样住在坑道里，睡觉的床板下边流着水，我们没有人怕潮湿，非常乐观。我们到各营地演出的舞台也是在坑道里，是志愿军在一条大一点的坑道里挖出约二十多平米的舞台。我非常清楚的记得，在一次慰问演出结束后，我们庄严地代表祖国人民向志愿军战士授手榴弹，他们看完演出就要上前线打仗，场面非常壮观，我们深受教育。在这之后，我们在另外一个营地慰问演出时遇到了第二次危险，当时是第五次战役打得正激烈的时候，敌人的飞机经常到我们住的营地里狂轰乱炸。有一天晚上，我们慰问团所住的坑道被敌机轰炸了，炸弹恰好落在我们所住的坑道的两个出口处，敌人的目的是把两个出口封死，把我们闷死。这次轰炸的结果是戏剧性的，我们的坑道出口一个封死了，另一个出口的上端只炸出一个大洞，还能透气，没有伤着一个人。这样，我们又躲过了一次劫难，直到7月底我们完成了慰问任务回到祖国。这是我们第一次赴朝慰问，我们所到的志愿军各个营地都和战斗英雄座谈，他们的英雄事迹，使我们深受教育。中朝人民真是有志气，硬是把一个经济上比我们强大、武器比我们先进的帝国主义，从鸭绿江边赶到三八线以南，签订了朝鲜停战协议。抗美援朝战争使中国人民不断清除了恐美、崇美思想。
作为武汉歌舞剧院的成员，我有机会多次参加中外文化交流任务，这些活动不但增强了我们和有关国家人民的友谊和了解，而且也开阔了我们的眼界。例如1956年文化部派我们剧院的部分演员与中国京剧院的演员组建中国艺术团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访问演出。中央对这次演出很重视，从7月份就把我们调到北京，并在出国前由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元帅给我们作动员。他说：这次出访的任务，是通过文艺演出宣传新中国，让外国人了解新中国，你们搞的是文化交流，也是文化外交。你们代表的是新中国，所以你们要保持大国风度，通过你们的行动，让别人对新中国有好感。另一个任务是向别人学习。资本主义国家搞工业化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了，他们有些好东西，我们可以学习……这次动员提高了我们对这次出访的认识，明确了我们的身份。在讨论中，大家都表示：这次出国要为祖国增光，决不给祖国丢脸。这次出访，使我们亲身体会到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在世界上已大大的提高，也看到华侨华人在外国扬眉吐气的情景。由于当时新中国和澳大利亚还未建立外交关系，国民党在首都堪培拉还设有大使馆，但广大华侨华人却心向新中国。我们在澳大利亚五大城市演出三个多月，我们走到哪里，他们就跟到那里，帮助我们做这做那。我们每到一个城市都要组织一个郊游、野餐，他们参加的人数更多，就连从马来西亚来澳洲留学的学生也是一次不缺的参加。有一次集体合影，足有三百人，这张照片我到现在还珍藏着。我明白，他们是放下自己的工作、生意，冲破国民党大使馆的威胁和阻挠而来参加我们活动的。
在新西兰的演出阶段。有一位曾到过新中国访问的牧场主，他听说我们艺术团到了新西兰，曾多次发出邀请，要我们全团85人到他的牧场作客。有一天，我们艺术团满足了他的愿望，全团坐了两辆大交通车到达他的牧场。牧场的中央有一片平房是他的家，我们一进屋，很吃惊，感觉好像回到了中国，屋里充满了中国气息，墙上挂的是中国山水画和齐白石的画，播放的是郭兰英唱的《绣金匾》和陕北民歌，非常亲切。主人很热情、也很动情。他说：这些艺术品是他访问北京时带回来的。中国人很好客，对我接待的非常热情，所以你们到新西兰来，我必须请你们来看看我的牧场，吃一点我亲手作的点心和蛋糕。我们在牧场活动了两个小时，才回到下榻的酒店。这件事使我们受到很大教育。虽然当时还有些国家没有承认新中国，但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我们的身份确实是一名文化使者。
1957年10月，我们参加了中国文化艺术代表团赴柬埔寨访问，团长是著名学者丁西林。访问结束后，我们乘中国民航的小型飞机到达越南河内，当时因有一架飞机另有任务，不能继续送我们回国，让我们十几个同志在河内休息两天，再乘火车回国。我们乐队的十三个人都留下了。我们在河内一下飞机，就看到有20多个越南同志来欢迎我们，其中有三位是1951年到1952年由越南解放区派到中大文艺学院留学的老同志。他们回国后，黄舟担任越南歌舞团的团长，朱琳担任国家交响乐团的团长，陶武担任作家协会的负责人。当年他们在文艺学院学习时，经常来我们文工团串门、聊天、交换照片，搞的很熟。所以这次见面，是老朋友相逢，大家互相拥抱，亲切极了！我们在河内期间，都是由他们三位校友陪同参观名胜古迹，出席越方为我们举行的招待会，观看越南戏曲（类似我国广东粤剧）。他们在和我们交谈中，回顾了在文艺学院学习的情景，感谢老师们对他们的教导，甚至叙说了越南党在工作中的一些失误等。现在回忆起来，我们母校，在那时就在开始培养了一批留学生，作出可贵的业绩。
从1959年起，因工作需要，我开始担任一些基层领导工作，担任过剧院的歌舞团副团长、党支部书记；歌剧团团长；副院长、院党委书记兼院长。由于过去只搞业务工作，任务很单一，除了演出、排练，其他时间就是练琴，学乐理、和声，打羽毛球，非常单纯。由于我是半路出家，对学习业务如饥似渴，连星期天也不出去玩。特别是中央提出专业化后，我放弃了拉小提琴，专攻二胡。二胡，是我在上中学时期就爱好的乐器，有一定的基础，但确定专业后，我把拉小提琴的技法，如指法、换把、揉弦，运用到二胡上。提高二胡的表现力。当1955年剧院组织民族乐队时，我就担任了乐队的首席。
走上领导岗位后，开始我没放弃业务工作，到1963年因作实际工作太多，确实没时间参加业务活动，就专职搞干部工作了。我们剧院是个富有革命传统的剧院，历届领导都是延安的老艺术家，我们新提上来的几个人，要发扬他们敢想敢干又内行的精神，把分配给自己的工作作好，后来我担任的工作主要是思想政治工作，我给自己提出两条方针，一条是思想政治工作一定要结合业务工作来作，要有针对性、不能空对空；一条是凡是我要求群众做到的，我都要首先做到，榜样的力量是无声的命令！我曾遇到这么一件事，我院乐团有一位1948年参加革命的双簧管演奏员，他从中央音乐学院毕业，为剧院、武汉音乐学院培养了很多优秀的演奏员，但不幸得了绝症淋巴癌，当时他的病急需治疗，他的爱人、学生都有工作不能陪他。在这种情况下，我就下决心，由我直接出面，让他的学生轮流值班，并和我一起用吉普车把他从音乐学院家里接出来，送到肿瘤医院进行化疗，每周一次，一连三个月。音乐学院的老师看到了我们的行动很受感动，后来有一天，音乐学院的江宝成老师带几个年青的老师到剧院来采访我，他问我，你们剧院是怎样保持革命传统搞好剧院建设的？这位江老师，我们原来就认识，他是我在中大文工团时期考取音乐系的，主修单簧管，后留校当老师的，也是我们的校友。我坦率地对他们说，我们歌舞剧院是有革命传统的，她是由两支队伍组成。一支是从东北鲁迅艺术学院南下武汉的中南文工团、一支是由河南开封南下武汉的中原大学文工团的成员共同组成的，有一批从延安出来的老艺术家领导我们。1953年组建中南人民艺术剧院时，崔嵬同志任院长，一批延安时期老同志任副院长。革命传统代代相传，这是剧院发展的内在动力！而且这批老领导，他们政策水平高，思想比较开阔，走的弯路少，我们这一批干部也是沿着他们的路走的。我并对江老师说：你们武汉音乐学院和我们剧院是同属一支队伍，也是有革命传统的，你们要根据你们的任务，发扬革命传统，在教学中作好思想政治工作，一定能把学院办好!
回顾这六十年的时光，我们中大文工团过来的这批同志没辜负母校的教导，在离休前都一直是剧院艺术骨干和政治骨干，这就是我们在庆祝母校六十周年华诞时作出的回报！
祝母校早日建成一所国内一流的现代大学！做出巨大的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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