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人生道路的基石——中原大学文工团

□孔建华

    我1926年10月生于河南省中牟县，1948年10月和家乡同学一起来到宝丰中原大学。经过简单的问卷考试合格了。我被分配到位于宝丰县城西南三里路小白庄的中原大学第十三队的一个组。队部在大白庄，离小白庄只有一里多远。住的房子是刚清出来的一间牛屋，铺上麦秸，一个小组十来个人都挤到地铺上睡，还发了一套棉军衣、一顶八角帽，穿戴上身后，我觉得很神气。第二天就到队部大白庄打麦场上听《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报告人是十三队队主任李波平，讲得很激情，听得人情绪很高涨。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不久学校就迁到了开封，崔嵬同志领导的文艺研究室一成立，就把我调到了文训一班。在文训班时期，政治课学了“中共介绍”、“新民主主义论”等课程。通过学习使我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有了较明确的认识。特别是听了崔嵬同志讲的文艺方向也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端正了我受旧社会的影响对文艺工作的轻视思想。毛主席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拿枪的军队，一支是不拿枪的军队，这就是我们的文艺宣传队。文艺是革命机器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是打击敌人消灭敌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的有力武器。”崔嵬同志列举出很多实例，来说明文艺在革命战争中起到的重大作用。还说我们文艺工作者是革命机器中的镙丝钉，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听了报告，使我豁然开朗。我们是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是光荣的。特别是在文训班结业前的思想总结，使我对旧时代、旧观念来了个大清理、大转变，确立了自己革命的人生观、世界观、文艺观。这在我以后几十年的文艺实践中起到了始终不渝的指导作用。文训班结业也就是我们中大文工团成立的日子。 马上就要南下了，专程从武汉来开封迎接我们的音乐家林路同志、作家何家槐同志向我们介绍了武汉文化界的情况。

    5月15日，在锣鼓喧天的欢送声中，我们中大文工团在中原大学朱凡副教务长的领导下，乘火车转汽车，经漯河、汝南、大别山、黄陂来到了武汉。

    当时的革命形势汹涌澎湃，解放大军排山倒海，胜利的消息一个接一个。我们这些热血青年把自己的全身心都溶入到革命洪流中去了。腰鼓队、秧歌队，是中原大学第一个从老解放区带到武汉市来的：秧歌扭得欢欣鼓舞，腰鼓打得震天动地。从武昌打到汉口，从江岸打到硚口。我和庞鸿钧、李康、陈静园四个大个子打大镲走在腰鼓队的最前面，指挥着腰鼓队的起落，很是威风。我的手被大镲磨掉了一块皮，流血了也不知道疼。在那激情燃烧的日子，同志们的热情比天还高。庆祝武汉、上海、南京等五大城市解放，在中山公园开了大会，接着文工团就到中山大道表演。腰鼓队到一个宽敞的地方就围成一个大圈，观众围在外面，里面表演节目。最精彩的当数宫桂珍、江枫为首的“十人花鼓”。另外还有小合唱“约法三章”。我和路景琪同志的“拉洋片”、刘铭秀的“玩猴”等。我们以多种多样的形式来宣传党的政策。武汉市的群众几乎倾城出来观看我们的演出。歌声、鼓声、鞭炮声、口号声此起彼伏，武汉市变成了欢腾如火的海洋。

    为了工作需要，当时提倡文工团员要一专多能，会的要搞，不会的学着也要搞。我为崔嵬同志伴奏过“有吃有穿”，给胡斌同志伴奏过“翻身道情”。我在郑小瑛指挥的管乐队中吹过中音黑管、次中音号、摇头贝斯等。参加过任弼时同志的追悼会，杨虎城将军灵柩迎接仪式以及街头宣传游行等活动。

    在《九尾狐》中，我拉板胡吹笛子，在石琦和郭景星演的“大家喜欢”中需要三弦，我跟胡斌同志学了两次就上场伴奏了。中南文代会要召开了，文艺学院排了一个海南舞蹈需要用唢呐伴奏，时间紧，只有一个星期就演出，任务交给我。虽然我没有吹过唢呐，但也没有推辞，没有老师教就自己钻研，白天练，晚上在澡堂里关着门练，终于按时顺利的演出了。这次，我还受到了表扬。以王同善同志为首的“河南曲子联奏”是文艺学院及以后的中南人艺的优秀保留节目。 主要是以王同善的坠胡领奏为主，老王看我会吹唢呐了，非要把唢呐也加到“河南曲子联奏”里去，我说我刚学会，怕不行，他说试试吧！排练之后都说好，从此这个节目就成为坠胡和唢呐两件乐器领奏了。

    1952年秋，我们合并到中南文工团，成立了中南人民艺术剧院。党的文艺政策是“双百方针”、“两为方向”，并提出了三化：正规化、剧院化、专业化。从此，文工团时期的一专多能万金油时代将要逐步用专业来代替。此后，我主要是吹笛子。几十年来曾多次为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中央领导演出，也多次随中国艺术团赴国外多个国家访问演出。

    我是一名笛子演奏员也是独奏演员，除了虚心学习全国各派优秀曲目和技法供日常演出外，更重要的是要创作出自己的作品，建立自己独特的演奏风格。我在河南生活了22年，对家乡的风土人情、民间音乐、戏曲非常熟悉，看到解放后家乡农民生活不断得到提高，回忆旧社会河南人民所受“水、旱、蝗、汤”之苦的情景，在我少年时期是亲身经历过的。往事不断地撞击着我的灵魂，因此，就以豫剧音乐为素材创作了《故乡的回忆》这首笛子独奏曲。此曲曾被湖北省、中南区、中央文化部和中国音协评为优秀曲目（即一等奖）。1963年赴日本、香港演出前，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亲自审查中国艺术团的节目，并于当晚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主要演员，对每个节目都谈了意见。谈到《故乡的回忆》时，总理说：“孔建华同志你是河南人吧，《故乡的回忆》好，吹得也好！”周总理能从曲调中听出我是河南人，他的知识素养多么渊博啊！

    湖北武汉是我的第二故乡，我有责任用我的笛子吹出当地人民的心声。向湖北人民学习，为湖北和武汉人民服务。为了搞好创作，我曾和马顺田同志一起住在江汉关码头和工人们一起搞装卸，白天劳动，晚上创作，写出了《码头工人之歌》。1960年我们全团赴恩施专区八个县演出，下乡生活创作。在鹤峰县我们几个人背着背篓爬几座大山去访问老艺人、民歌手，记录了不少山歌、民歌。回到宜昌，我和肖善艺同志合写了一首笛子曲《运输忙》。另外我还到蒲蕲茶场，丁明顺同志领我和采茶姑娘们一起上山采茶，写出了笛曲《春满茶山》。利用到庐山休养的机会，查阅了大量资料，用古老的汉剧音乐为素材，创作了一首笛曲《黄鹤归来》，在1985年黄鹤楼落成典礼上，同东方歌舞团一起在黄鹤楼前演出，受到热烈欢迎。该曲被武汉市评为创作二等奖。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时，全国举行独唱独奏调演，《农村新貌》、《沸腾的工地》两首笛子曲被选为优秀节目到北京参加国庆26周年文艺演出。1979年参加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在人民大会堂听了邓小平同志激动人心的报告。1987年在武汉歌舞剧院礼堂举行了由姚雪垠同志题写的“孔建华笛子独奏音乐会”，并以笛曲《江河情》为题在中央电视台“文化生活”栏目多次播放。

    1984年，《长江歌声》连载了我的长篇文章《笛子问答》。1990年出版了“东方魔笛”专辑盒带。1993年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了“黄鹤归来”等七首独奏曲。2001年，“孔建华笛子独奏专辑”CD光碟出版发行。2005年11月12日，由中华民族管弦乐学会、武汉音乐学院联合举办了“孔建华作品师生音乐会”、“孔建华笛子艺术研讨会”，在武汉音乐学院编钟音乐厅举行。以江南笛子宗师陆春龄先生、民族管弦乐学会会长朴东生先生为首的全国一百多位笛子专家和近千名民乐爱好者观看了演出，出席了会议。2006年10月29日，受台湾民族音乐活动家、台湾琴园国乐团长林谷珍先生的邀请，在台北国家音乐厅与陕西省一级演奏家高明先生、武汉音乐学院青年笛子演奏家、副教授荣政先生三人联合举办了“横吹铜笛苍龙声”笛子专场音乐会，受到热烈欢迎。2006年8月，中华民族管弦乐学会向我颂发了“终身贡献奖”银牌。2007年7月1日，经湖北省委宣传部批准，湖北省音乐家协会为我颁发了“音乐终身成就奖、”“金编钟奖”奖牌。这是给我的鼓励和鞭策，也是给我这个耄耋之年的老同志一个安慰。我感谢党，感谢武汉歌舞剧院的领导和同志们对我的教育和帮助，感谢给我人生道路打下坚实基础工程的——中原大学和中原大学文工团的老师、领导和同学们。在这里我还要特别感谢肖善艺同志和王同善同志，他们为我的曲子配写伴奏、修改乐曲，诠释和推介乐曲内涵，对我的演出起了很大的作用。当然还有与我长期合作的乐队的伙伴们，没有他们的伴奏，也不可能有我这个笛子独奏节目被一直保留下来的。在这里，我一并给予诚挚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