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铭教授参加国际音乐符号学大会

     新闻网讯 （通讯员  利石）  9月26日至10月2日，由国际符号学会（IASS）赞助、赫尔辛基大学与国际符号学院（ISI）共同组织的第十一届国际音乐符号学大会在波兰古都克拉科夫的克拉科夫高等音乐学校举行。大会由国际符号学会会长、赫尔辛基大学伊鲁·塔拉斯提教授与克拉科夫高等音乐学校校长斯坦尼斯瓦·克拉伍兹尼斯克教授主持，来自世界各国的近400名学者参加大会，200多篇论文在大会上进行了报告与交流。

    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历史系李永铭教授应邀参加了这次大会，并在会上报告了他的论文《音乐符号与社会世相——新中国60年流行歌曲与社会变迁》。

    论文指出：流行歌曲（pop song）由于符合某种具有代表性的社会心理，从而能为大众所普遍接受。它是一个时代人们的心声，是社会世相的真实反映。从符号学(semiology)角度研究1949年以来新中国流行歌曲的时代演进，可以看到社会历史变迁的轨迹。

    流行歌曲是最典型地表现人类情绪与情感的艺术符号。从新中国不同时代的流行歌曲，如：《解放区的天》、《毛主席来到咱家庄》、《克拉玛依之歌》、《打靶归来》、《我们走在大路上》、《下定决心》、《乡恋》、《冬天里的一把火》、《春天的故事》、《青花瓷》、《我和你》等，我们能看到它们反映出的不同时代的特征。新中国的前30年，人们寻找走上现代化道路的捷径。由于指导思想上的偏离，理论与行动经常错位。在流行歌曲中，艺术形式非常单调。革命的高调，加之政治化口号化特别明显，给那个时期的歌曲打下了特殊的烙印。改革开放后，艺术回归，域外大众音乐引入，使当今流行歌曲多元化发展。那种单一风格的流行歌曲形式已一去不复返了。

    从新中国60年流行歌曲的现状，我们看到，不同时期的流行歌曲的问世，与那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密切相关。有什么样的时代背景，就会蕴育出符合这个时代背景的流行歌曲。作为文化符号的体系，流行歌曲与文化环境、创作者的价值观、态度和信念不可分离。流行歌曲作品将其相关形式传达给听众，但又依赖听众提供文化内容，并赋予形式以新的意义。作为新中国的流行歌曲，很多早期歌曲已只具有时代象征的符号学意义。作为历史中的存在，它为我们研究那个时代提供了历史佐证。

    其实，同一首流行歌曲，不同的欣赏者的内心体验是不完全相同的。符号本身是种形式，是人们赋予了它新的生命，让它代表某种意义。流行歌曲将某种思想观念通过音乐语言符号表达出来，欣赏者通过符号去理解流行歌曲的思想。这个过程就构成一种深刻的社会性。这种社会性既包括流行歌曲接受者、表现者及欣赏者之间动态关系，还包括流行歌曲符号使用的环境因素等等。一位50后与一位80后，他们对于《我们走在大路上》这首歌的理解可能会相当不同，甚至相反。这显然超出了对流行歌曲中图象号(ikon)、指引符号 (index)、象符号(symbo1)的探寻与研究。

    流行歌曲的“能指”(Signifier)表现为声音或形象，是符号的物质形式；“所指”(Signified)是指由这种声音或形象在人们的心理中所引发的概念，是符号的内容。任何一种约定俗成的符号都是符号本身的形式和符号形式所“指说”的对象，即表现内容的统一体。通过对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的符号学研究，有可能将这个时代的历史画卷直观地呈现出来。

    音乐是超越国界的世界共同语言。德国伟大的音乐家贝多芬认为，音乐是比一切智慧、一切哲学更高的启示……谁能说透音乐的意义，便能超脱常人无以振拔的苦难。60年弹指一挥间，新中国历经坎坷曲折，最终通过改革开放，重新走进世界，走上现代化的道路。60年各个不同历史时段出现的流行歌曲，保存了那个历史时段的社会世相，为我们研究那个时段的历史留下了不可多得的特殊史料。解读这种史料，让我们对历史有了更真切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