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尚修建
一
一九四八年九月，中原大学派出工作组到洛阳招生，当时我们正就读于“洛阳联中”高二班的几个同学，相约同往报考。让人喜出望外的是，我们竟成了“中大”招生组在洛阳招收的第一批学员。接到正式录取通知书的第二天，不及告诉家人，就与谢天庆，李太仁等六位同学整装出发，踏上了去宝丰的求知之路。从洛阳到宝丰有较远的路程，可那时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只有靠步行。我们怀着满腔热情，跋山涉水，风餐露宿，终于在第三天到达宝丰。“中大”的老师们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及时为我们办了入学手续，安排了当晚的住宿。次日，即通知我们入三大队学习，自此开始了在“中大”的紧张学习生活。
中原大学是在革命胜利发展中诞生的，是一所新型的革命大学。其创办的目的，在于为军队和地方培养各方面急需的人才。中心任务是通过教学使学生接受科学社会观、革命人生观和党的路线，政策教育，以解决学生的根本立场、观点和思想方法问题，力争在短时间内把学生培养成能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干部。因此，它不拘泥于一般的院校形式，也没有硬性规定院系课程与学习期限，在课程设置上以中国现代史，新民主主义论、解放区建设、辨证唯物主义论与历史唯物论、中共介绍，以及时事教育等政治理论为主。事实证明，中原大学是中南广大地区改造知识分子著名的熔炉。它极具吸引力和凝聚力。在学生管理上善于开导思想，在教学上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所以，在露天广场听课，大家以砖为凳，膝盖为案，始终保持着饱满的热情。就我个人的体会，通过短暂刻苦的学习，就认定了革命的道理，基本上树立了革命人生观，树立起终生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从那时起就下决心做一个坚定的革命者。所以，母校在我的心中，我的革命生涯源于“中大”。
二
是年十一月下旬，“中大”要迁往开封。迁校是个大工程，从宝丰到开封需要几日的行程，且又是有着17个大队及全体干部、教师计两千多人的大部队，务必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工作。常言道：“人马未动，粮草先行”。这次迁校，在大队人马未出发之前，学校派出了先遣队做打前站的工作。我有幸成为先遣队的一员。先遣队共有十六人组成，按日行程分为四组（站），每组四人，其中一名干部负责。我跟薛德华等同学被分在第四组，即朱仙镇站。其任务是与当地政府取得联系，在地方干部的协助下，保证做好大部队到达时，有宿营、休整场所，有伙食和开水供应，有安全防范保障，以及部队离去后的善后工作等。这是我第一次执行任务，既紧张又愉快，尽全力，密切配合，在组长的领导下，圆满地完成了前站的任务，感到无比的欣慰。“中大”迁校从十一月底开始分四批从宝丰出发，至十二月九日全部到达开封，胜利地与从郑州，开封等地招收的新生会合。
三
时至十二月中旬，我由三大队转入文训一班。“中大”文训一班是在“中大”文艺研究室的直接领导下，于十二月八日成立的。其方针是：为训练以戏剧，音乐为主的普及文艺干部及一般的文工团员。主要课程有文艺方向、戏剧、音乐、演员等科目，并设有秧歌、腰鼓、识谱、唱歌、乐器等音乐课和戏剧表演课。在教学上坚持紧密联系实践经验，结合实际工作，要求学员树立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以及掌握戏剧音乐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我庆幸当年选择了文训一班，我深感，文训一班如同文艺研究室在当时的新区为实践毛主席文艺路线的“试验田“。为了办好文训一班，“文研室”的老师们付出了比平时多几倍的辛苦，倾注了太多的智慧和精力。可以说文训一班从开班到毕业，“文研室”一直给予着特殊的关爱与呵护，精心的培养和教育。而我们一班的同学也因此享受到更多的阳光和雨露，学到了更多的知识与技能。“名师出高徒”，在文训一班，老师教得用心，学员学得认真，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学习，同学们全部达到了教学要求，取得了实践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岗位合格证。如是说，文训一班同学毕业之时，就是“文研室”老师们的“试验田”收获之日。总之，这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胜利，其兴奋之情，难于言表，尽都融汇在临毕业时文训一班全体师生那张合影里。大家笑得是那样的阳光，甜蜜和自信。
四
一个心潮澎湃的日子。在武汉解放的前夕，“中大”奉命派一部分干部随军南下，参加武汉市文教接管工作，并为“中大”迁至武汉做准备。一九四九年五月十四日，在“中大”副教务长朱凡同志带领下，第一批人员出发了。我们文训一班的大部分毕业生与“文研室”的老师们一起，也被纳入南下的第一批人员，于当日从开封乘火车抵达漯河宿营。十五日由漯河乘汽车到黄陂待命。十六日武汉宣告解放。十七日我们改乘“四野”军车挺进武汉。一路上，红旗招展，歌声不断，口号声声，锣鼓震天。特别是在我们车队进入武汉市区那一刻，夹道欢迎的人群蜂拥而至，顿时，车上车下心心交融，歌声，口号声，欢呼声，鞭炮声，锣鼓声声声相应，整个中山大道都成了沸腾的海洋。我们乘坐的汽车在这欢腾的人群中缓缓驶向目的地。
到武汉后，为了适应新形势发展跟工作的需要，在“文研室”主任崔嵬同志率领下，以文训班为基础成立了文工团。由迪之任第一副团长，胡斌任第二副团长。“中大”文工团自成立之日起，就高举毛主席文艺大旗，坚持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配合接管工作，密切联系当时的政治任务，用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把党的政策宣传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深得群众的欢迎。这在当时对安定民心，恢复生产，都起到了重要作用。长江可以作证，当年的大江南北，到处可见“中大”文工团的身影；江汉关的时钟，见证了这一历史——“中大”文工团是当时文艺战线上最活跃的一支生力军。
一九四九年冬天，为了把新文艺普及到群众中去，使它在广大的青年学生、工人、市民中生根开花，文工团又派出了一批人员去做普及工作。我也曾四次接受任务。前两次与陈克强同志一起，共担“民众乐园”、“武汉楚剧院”两单位辅导打腰鼓的任务；后两次是我一人先后到“湖北省军区文工团”，“申新纱厂”教打腰鼓并辅导纱厂开展文艺活动。据不精确统计，这一年，文工团共辅导了一百六十四个单位，近六千人，可说是硕果累累。
五
一九五零年和一九五一年这两个冬春，我和文艺学院音乐工作队的同志们先后被派往参加了湖北省武昌县山坡区和洪湖县沙口区两期土改。土地改革，是以反封建为基本任务之一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项基本内容。它的根本目的，是将封建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国家的工业化开辟道路。我国在一九五零年六月颁布了《土地改革法》，从当年的冬季开始，在三年左右完成全国的土地改革，其规模之大，不但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革命史上也是空前的。它是在军事上取得胜利之后，中国人民对残余的封建制度所发起的一场最猛烈的经济和政治的战争。这场战争的胜利，将在实际上结束中国社会的半封建性质。正因此，土地改革跟过去的革命战争一样，对所有的人们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事实证明，我们经受住了这场考验。在这两期土改工作中，我们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按照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部署及要求，有步骤，有秩序地开展工作。因而，在完成土改任务的同时，个人也得到了锻炼和提高。在武昌县山坡区的土改中，我荣幸地被评为“乙等土改模范”；在洪湖县沙口区的土改中，我也受到“中南土改工作二团”的通报表彰；以我为组长，王成久、李昭、宫桂珍、朱全维为成员的团小组亦被评为先进集体。
一九五二年八月，我被调到中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艺术处工作。期间曾被抽调参加中南戏剧会演的会务工作，并担任《戏剧会演报》的记者。一九五三年，我国已胜利完成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开始了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为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大区将军政委员会改制为行政委员会，与之相适应，中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也改制为中南行政委员会文化局，我亦从艺术处调整到电影科工作。
一九五四年夏季，时遇洪水肆虐，严重威胁到武汉市区的安全。为确保武汉市几百万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不受损失，市政府立即进行了紧急动员，并向党中央立下军令状：“誓死保卫大武汉！”一时间，各机关、各单位以及广大市民，除老弱病残外，全部投入到防汛抗洪斗争中来，打响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防汛抗洪的人民战争。在这场斗争中，我们青年人是主力军。我因当时是中南文化局团支部委员，组织上指定由我担任中南文委系统防汛抗洪大队长，带领各单位抽调人员按指挥部的要求，及时奔赴江岸险情严重堤段投入战斗。直到防汛抗洪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方奉命收兵回营进行总结评比。
现在，每忆起那段抗洪的情景，我都会激动不已。在那时，我们所有在防汛抗洪一线的人都是铮铮铁汉，从装土，扛沙袋到堵缺口，轮番上阵。无论倾盆大雨，还是泥泞如潭，个个奋勇当先，从不畏惧。特别是那“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一往无前的精神，让人感动，令人敬佩。我也为参加这次抗洪斗争，给自己在武汉工作六年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同年八月底，我踏上赴京之路，到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习，开始了我的又一次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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