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平同志和我校的创建发展

    在重温我校历史的时候，特别忆念邓小平同志对我校的创建及其以后的发展所起的重要历史作用。我们不仅和全国各层各类学校一样得到小平同志普遍性的关怀、指导与支持，而且得到小平同志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依据革命和建设的需要而特别给予的关怀、指导与支持。

    综合看来，小平同志的关怀、指导与支持在我校历史的几个时期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其一，1948年6月下旬，河南省开封市第一次解放，河南大学教授嵇文甫、王毅斋、罗绳武、中国时报社社长郭海长、总编辑刘国明等著名人士及其家属79人和近300名要求到解放区学习的学生，由解放军专门班子（开始由华东野战军第八纵队宣传部部长赖少其同志负责）分别护送到当时已是解放区的河南鲁山县和中共中央中原局、中原军区所在地河南宝丰县。以小平同志为第一书记、陈毅同志为第二书记、邓子恢同志为第三书记的中共中央中原局开会研究，一致认为随着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新解放区所需干部数目极大，决定在当地创办中原大学，成立以陈毅同志为主任委员的中原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七人，除陈毅外，其余六人是：张际春（中原军区副政委）、刘子久（中原局宣传部部长）、张柏园（原晋冀鲁豫解放区北方大学教务长）、嵇文甫（曾任河南大学文学院院长）、王毅斋（曾任河南大学经济系主任）、罗绳武；其中刘子久、嵇文甫、王毅斋三人任副主任委员。接着，陈毅同志领头抓紧进行各项筹备工作，力促尽快开学。

    其二，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等中原局和中原军区领导人专门设宴招待来解放区的著名人士嵇文甫、王毅斋等。小平同志在宴会上代表中原局和中原军区对来解放区的诸位著名人士表示欢迎和慰问，概括介绍了中原地区形势，特别讲到：“目前中原解放区虽属初创，还处在军事斗争时期，但各项建设已在进行。现在诸位来解放区和我们相处一起，今后中原的各项建设，就需要大家共同负责”。小平同志这个讲话精神传达到一定范围，有力地促进了筹办学校的工作。其后刘国明总编辑也主动参与了中原大学筹办工作、特别是新闻系的筹办工作。中原局领导还商定，为安全计，凡留在中原大学和中原地区工作的著名人士的家属，一律由组织负责送往老区山西晋城安置，小平同志有专函给晋城地委，要求“一切待遇从优”，此事得到妥善安排，留下来工作的诸位著名人士才得以安心。

    其三，为了筹集人力物力支持中原大学的开办，中原局办公厅于7月5日发出通知，着重指出：“须知大规模开办学校，吸收知识青年，增加革命力量，为目前中原具有头等重大意义的工作，而这一工作决非几个办校人员所能全部担负，必须全党予以支助，方能办好”。接着，7至8月，中原局先后从晋察冀南下干部和华东来的干部中抽调郭步云、朱凡等86位同志到校工作，同时调派张柏园同志到校任教务长，安排朱凡同志任副教务长。8月下旬，原负责主持校务的中原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陈斐琴同志因另有任务调离学校，中原局又派刘子久同志到校负责党的工作，加强学校的领导。9月，小平同志参加中共中央在河北省西柏坡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此期间曾专门找当时任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陆定一同志商量，希望中央能从华北大学抽调一些干部支援中原大学。陈毅同志也在9月给中央和毛主席的综合报告中特别提及中原大学情况，强调“主要缺陷是办学校的人员不够，无得力人主持”。中央乃于10月间派出我党文化战线著名代表人物范文澜、潘梓年两同志分任中原大学正副校长（范因病未到任）、原冀南行署主任孟夫唐同志任教务长（随后张柏园同志调出），同时从华北大学抽调李光灿、刘介愚、梁维直、林山、俞林等22位同志充实学校领导骨干和教学骨干。这样，学校领导班子和整个工作系统算是基本建立起来了。

    正是由于小平同志对中原大学创建工作的多方面有力支持，加之陈毅同志的运筹有方、刘伯承、陈毅、邓子恢等领导同志的带头讲课、几位著名学者的积极投入教学、中原局中原军区多位领导成员的协力工作，在筹建过程中实际上已经贯穿着精彩的教学过程，因而才会有当年11月下半月首届研究班和一、二两个大队学生相继毕业的快速教育成果。

    许多老年和中年人都知道，我校历史上的原湖北大学阶段的后期遭到“四清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冲击。传说当时有领导人认为我校的主体学科财经政法没有办大学的必要，于是撤消了原湖北大学的建制。1972年初在批林彪、纠极左声中，我校有限制地恢复部分财经专业，改名湖北财经专科学校，较长时间仍处于“文化大革命”的风雨飘摇之中；文革后一段时间仍然存在“左”的思想桎梏。我校教职工不仅和全国人民一样受到“两个凡是”的束缚、和全国教育界人们一样扛着“两个估计”的枷锁，而且背着财经政法专业难得出头的思想包袱，真是步履维艰啊！

    正是小平同志站出来担当起拯救国家危难、拯救教育事业的重任，他提出系列理论观点和政策思想，采取系列举措与行动，这才把我们教职员工领出困境、引入胜境，把我校引领上复兴之路。主要事实如下：

    其一，小平同志早在1977年2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共同发表社论提出“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之后，即认为这种“两个凡是”的提法“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同年4、5月至7月先后在给中央信件和个别谈话、会议讲话中进一步指出：“两个凡是”不行，毛泽东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强调恢复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作风。以后又公开支持1978年5月开始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完全赞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同年12月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为题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真理标准的讨论实质上是解决思想路线问题，明确地把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密切联系起来作为党的思想路线。我校教职员工和全国广大人民一样深受鼓舞，思想大为解放，敢于直面我校的现实问题，进行实事求是的思考和讨论。

    其二，小平同志复出后，自告奋勇管科教方面的工作，而且表示愿意给科教界“当总后勤部长”，特别是在几次谈话和讲话中严肃批判了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所做的“两个估计”（即所谓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鲜明地指出：全国教育战线十七年工作“主导方面是红线”，“世界观的重要表现是为谁服务，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并且特别指出：“绝大多数教职员工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勤勤恳恳地为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服务，为民族、为国家、为无产阶级立下了很大功劳”；反复强调要提高教师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从此，我校教职员工和全国教育工作者一样，抛开了“两个估计”的枷锁，焕发了工作热情，共同投入我校复兴事业之中。

    其三，小平同志1977年9月在对教育部主要负责同志所做《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的谈话中，特别提出：“人民大学是要办的，主要培养财贸、经济管理干部和马列主义理论工作者”；而且提出“大学学制本科一般定为四年”。人民大学在文革中被停办多年，我校和人民大学有长期历史联系，在办学特色和历史命运两方面都有较多共同处，小平同志对人民大学的肯定和指示，我们感同身受，倍受鼓舞。这年10月，我校向湖北省领导机构提出专门报告，要求将我校名称由湖北财经专科学校改为湖北财经学院，学制由两年制专科改为四年制本科。真是东风助我，1978年元月我校喜获批准正式改名为湖北财经学院，并于此前获准招收复校后第一期本科生77年级。接着，全院不仅进一步完善建设着多个财经专业系，而且重新建立了政治系，并开始筹划恢复法律系。

    其四，1978年5月，小平同志审阅我校部分党员和教职工要求解决恢复湖北大学和退还被占用校舍等问题的来信，批示：“此件转请湖北省委处理”。可见小平同志对我校部分党员群众所反映问题的重视。湖北省委、省政府随之采取了一些积极举措，曾有以湖北财经学院为基础恢复并扩建湖北大学的拟定，但由于此前财政部与湖北省已有过将我校交由财政部主管、实行财政部与湖北省双重领导以部为主的协议，不便改变；省领导旋又根据变化了的情况与社会需要，另行组建了一所新的湖北大学；同时对我校收回被占用校舍、改善办学条件的要求给予了实际的支持。

    其五，小平同志自重新进入中央领导集体并成为核心、既管全面又侧重管科学与教育以来，不断反复地强调：发展经济，改革开放，“四项基本原则”，“两个文明建设”，民主与法制建设；着力强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需要建立一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具有专业知识和能力的干部队伍，而且是一支宏大的队伍”，要大力推进大学教育的恢复与发展，注重高级人才培养，积极发展研究生教育，尤其要大力培养造就具有经济、管理、法律等方面专业知识与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这些重要指示不断传达下来，直接激励着我们开拓思路，奋发图强，既积极办好财经管理教育，又努力办好政治法律教育。经过几年奋斗，包括财政部、司法部、湖北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与支持，不仅在湖北财经学院的框架内有了大幅度的长足进展，而且在湖北财经学院恢复法律系的基础上扩大重建了中南政法学院；到1985年5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前，两院不仅有了较大规模的本科、专科和成人教育，而且有了相当规模的硕士学位研究生教育，达到了以至超过了1958年9月以前的中南财经学院与中南政法学院分立阶段和1958年9月以后原湖北大学阶段兴盛期的规模。

    1983年国庆节来临的时候，小平同志特意为一直是教改实验点的景山学校书写了“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重要题词，为进一步推动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1985年5月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其重要贡献就在于正式把“三面向”作为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指导方针，确立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的根本指导思想，形成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一重要文件。小平同志在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与质量”，全党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这个重点，本来就应当包括教育。……忽视教育的领导者，是缺乏远见的、不成熟的领导者，就领导不了现代化建设”。“中央提出要以极大的努力抓教育”，“如果现在不向全党提出这样的任务就会误大事，就要负历史的责任”。他在同年3月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讲话中明确提出“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工作目标，1986年9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对此做了系统阐发，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从此“三面向”方针和“四有”目标成为全国教育工作的重要指导思想，有力地指引着我们湖北财经学院和中南政法学院不断开拓前进。

    1985年国庆节前夕，湖北财经学院获准更名为中南财经大学。在我们为庆祝建校四十周年做准备工作的过程中，小平同志欣然命笔题写了“中南财经大学”的校名，他深情地边写边说：“我知道这个学校，我知道这个学校！”可见在他心里一直存留有这个由他和他的战友共同创建的学校。消息传来，又一次使大家深受鼓舞。

    随着我国教育形势的发展，我们的中南财经大学和中南政法学院已于2000年5月重新结合为一体——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我校从此进入一个阔步前进、全面发展的新时期。六年来，全校师生员工万众一心、精神振奋地积极推进学校的事业，已经取得令人欣慰的显著成绩。但是前进的道路并非完全平坦，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和矛盾，需要我们遵循小平同志教导的思想路线，把解放思想同实事求是统一起来，把系统思考与创造性地运用邓小平理论、特别是邓小平教育思想、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同深入研究校内外、国内外的实际状况结合起来，才能逐步求得妥善解决，才能继续不断地推进我校事业，开创新的历史辉煌。

    1993年1月3日上午，八十九岁的老人小平同志给孙辈写信。信中说：“对中国的责任，我已经交卷了，就看你们的了”。依我看，老人信中的话，也完全适用于我校事业及其后继人们。他和他的战友们开创了我校事业，改革开放以来，他又长期关注、指导和支持我校事业的复兴和继续发展，应该说是特别为我校交出了十分珍贵、既具现实重要价值、又有长远积极影响的极好卷子，尽到了一个领袖人物的历史责任；至于今后事业的发展，我校事业和整个中国事业一样，当然都要寄希望于后继人们的努力了。

 

     附注：本文参考文献有《邓小平文选》、《邓小平年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习近平同志《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科学术发展史》、中南财经大学六·二四校友会编《难忘六·二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