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未
1、我参加革命的引路人
1948年6月22日开封第一次解放（26日主动放弃），因慑于当时的战争场面（巷战），三叔带着我和堂弟跑到上海。我和堂弟去交通大学中找同学会，一位学兄接待了我们，为我们安排好食宿。他不让我们问他的名字，却给我们讲上海白色恐怖的情况，提醒我们注意。后来又给我们分析形势，讲徐州将会打仗，劝我们回开封迎接第二次解放。我问他解放区怎么好，他只说了一句话：“解放区人人有工作，个个有饭吃。”我们回到开封不久便迎来了第二次解放。一天，我看到中原大学的招生广告，便拿着高中毕业证去报名，还填报音乐系。这样便进入了由日后陈毅元帅负责筹建的中原大学。后来才知道，这就算是参加革命了。但是，上海交大的那位学兄，也就是一句话把我引上革命之路的人姓甚名谁，至今我也不知道，他是我一辈子都要感激的人。
2、中原大学为我树立了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
1948年11月，我们进入中原大学（当时在河南宝丰县），住的是茅草房，睡的是稻草铺。当时的编制是以队为单位，每队仅设主任、辅导员和干事。授课是大报告形式，讲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辅以小组讨论。有人说怪话：这是什么大学？共产党也骗人哪！陈毅同志知道后在讲话时说：这是共产党办的革命大学，是普通大学不可比拟的。说共产党是骗人，骗你参加革命不好吗？（大意）后来中原大学迁回开封，我们住进河南大学，经过短短几个月的学习，我们改造了旧思想，树立了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为我们一生做人做事打下了不可动摇的基础。
3、继续南下到广西，在各项工作中锻炼自己也培养了干部
我们文训三班1949年7月南下到武昌，并入中原大学文工团，一面做文艺宣传工作，一面接受文艺学院领导和老师的教育。戏剧家崔嵬院长和夫人，小号专家夏之秋，舞蹈家吴晓邦等老师给我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
1949年11月上旬，上级抽调文工团的7位同志参加由中原大学干部组成的工作队，到广西筹办革命大学。我受当时革命形势的鼓舞，毅然放弃在武汉继续学习的机会，自告奋勇请求南下广西，获得批准。到广西后，我在广西革大教务科任文艺组组长，负责组织开展校内的文娱活动。1950年8月间，我们从政治学院各大队的学员中选拔50多名有文艺才能者编为第16队（文工团前身）。这个队当时没有主任，我任辅导员负责全面工作，另有两位助理员协助工作。建队之初，我亲自到长沙、广州购买乐器，还从长沙请了两位演奏员，回桂林后组建了乐队，排练文艺节目。唱歌，我当老师；排戏，我当导演。后来随着工作任务的不断加重，便请求秘书长梁唐晋同志给派一位团长。之后我们全团同志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排练了歌剧《白毛女》等节目，到剿匪前线演出，在发动群众工作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演出结束后，我们投入到剿匪反霸工作中，每人都配了枪支，发动群众起来斗争恶霸。经过几个月的艰苦斗争，取得了剿匪反霸工作的胜利。
1951年春，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迁南宁，革大也随之南迁。到南宁后，我们文工团一连数日在南宁工人礼堂公演话剧《子弟兵与老百姓》，招待省府各界人士，得到文艺界及各界人士的好评。之后，我们准备到扶绥县搞土改。这里有个插曲：一天，校领导告诉我，决定保送我去上海音乐学院进修，真让我喜出望外！可是过了两天领导又找我去，说是省文工团希望把这次机会让给他们，领导征求我的意见，我竟然未加思索就欣然同意。并说，不去上海进修，我去参加土改。我在校报上发表《积极投入到土改斗争中去》的短文，以表示我的决心。哪知从此我便与文艺工作无缘了。
土改工作是帮助农民翻身解放的伟大运动，也是锻炼自己的好机会。由于工作、生活极其艰苦，几个月后县领导发现我身体欠佳，精神很差，便劝我回南宁。我想，我身为辅导员，满腔热血来参加土改，怎能半途而归？我坚持带病工作。不幸的是，又过了一个多月我终于病倒了，但我仍不愿先回南宁。县领导只好把我安排到县医院休养。土改工作结束，我和大家一起回到南宁。不久，文工团也随之解散。
4、到南宁越南育才学校当老师，为越南的教育事业做贡献
文工团解散后，我在革大附小当了几个月的校长，1953年初被分配到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教育委员会，过了几个月，省委组织部派我到育才学校工作。这所学校是毛主席应越南胡志明主席的请求援建的。目的是帮助越南培养建国所需的各类人才，并从中学习办教育的经验。总校长是越南大将武元甲的弟弟武醇儒。该校设有从幼儿园、小学、中学直至多种不同专业的学科。我在中文学校教师班任教，为越南培养中文教师人才。我们的工作得到越南政府的高度重视。1969年我获得由越南总理范文同签发的“友谊徽章”及奖状。2006年又获得越南教育与培训部授予的“为教育事业纪念章”及奖状，表彰我们“为越南的教育事业作出贡献”。2007年1月15日，越南育才学校校友会会长范道先生亲自来广西大学（原育才学校所在地），为我们获奖的教职工颁奖。次日，广西电视台播出颁奖大会录像。这不仅是对个人的嘉奖，也是中越两国人民同志加兄弟友谊的见证。
5、在广西教育厅，开展汉语拼音师资培训，大力推广普通话
1956年，育才学校开始分批迁回越南，我离开中文学校到省教育厅工作。1957年2月，领导派我去北京语音研究班进修，受到知名专家丁声树、李荣、徐世荣、周殿福等几位老师的教导，学习了汉语音韵、方言调查、普通话语音和语音学等几门课程，为我此后的中文教学和科研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教育厅工作期间我写过一些文章，择要简介如下：
⑴《广西人怎样学习<汉语拼音方案>》（1958年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作为当时广西汉族地区30个县语音培训班的教材。这本小册子以使用广西的两种主要方言——粤语（俗称南宁白话）和西南官话（桂林话）的人为对象，教他们将自己的方言用分析的方法学习《汉语拼音方案》。本书为北京图书馆收藏。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被列入第一批开放书目。
⑵《谈谈有关语音对应规律的几个问题——读王力<广州话浅谈>后》，发表在《中国语文》1958年第三期。这篇文章主要指出王力先生在《广州话浅谈》中将“语音对应关系”作为“语音对应规律”的错误，并一一予以指正。我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对中外知名的语音学家、北大中文系教授王力先生的著作提意见，在北大中文系引起轰动（北京语音研究班的同学这样说）。其实我有自知之明，我当王力先生的学生都不够格，《广州话浅谈》中出现的问题，只是王力先生一时一事的失误。
此外，我作为教育厅方言普查工作组的负责人，与广西师院中文系分工合作，进行了30个县的方言普查工作。我亲自调查了博白县、梧州市的方言并写出调查报告，后由师院中文系统一编印成册。
⑶《广西壮族自治区是怎样进行汉语拼音字母师资培训工作的》，发表在《文字改革》1958年第8期。文章介绍了我们举办汉语拼音师资训练班、为各县培训骨干力量，然后逐步展开的具体做法和经验体会。文章在《文字改革》上发表，说明文字改革委员会对我们的工作给予肯定。
在教育厅工作期间，我曾先后两次作为领队领导广西中、小学教师、学生代表参加全国普通话教学观摩会。第一次1958年在北京召开，广西代表仅4人，得三等奖1人。与会代表受到周总理、陈毅副总理接见并合影留念。合影后陈毅副总理讲话，其中有句话对我触动很大。他说，教育部与社会科学院为各省培养了推广普通话的干部，人数不多，希望你们坚守岗位，搞好工作（大意）。本来因我的健康原因，广西教育厅已征得河南教育厅同意，调我回河南工作，陈毅同志的讲话使我撤回了回河南的报告。之后加倍努力，经常到各县巡视指导普通话教学工作。时隔两年，1960年在青岛召开的第三次教学观摩会，广西的教师、学生代表12人，得二等奖2人，三等奖3人。对此我感到非常欣慰。
6、在桂林师专为培养新中国的教师而奋斗
1960年底，我随大批干部下放到农村工作。1961年7月调回桂林，安排在原桂林师专校食堂工作。学校党总支书记给我的任务是：干部下食堂，搞好师生伙食。我经常调查行情，到各地采购，千方百计搞好师生伙食，受到总支书记表扬，并让我在教学经验交流会上介绍搞好食堂的经验。一天，校办领导到广西师院中文系寻求有关桂林方言的资料，易熙吾教授将我写的《广西人怎样学习<汉语拼音方案>》给了他。这位领导回校后对我说：“你是搞食堂的呀？怎么又搞教学了。”后来原桂林师专停办，我就留在桂林师范搞教学工作。最初教中师的《语文基础知识》，后来搞高师的《现代汉语》，有几年担任函授部副主任兼任《现代汉语》教学工作。所以在桂师、师专工作的二、三十年里，我从未脱离教学工作。因忙于教学，我很少写文章。下面简略介绍两篇：
⑴《积极进行汉字的整理与简化工作》发表在光明日报（1965年1月20日）上。在此之前，郭沫若先生介绍过日本简化汉字的情况。我想，作为一名教师，我应该从汉字教学的角度提出自己的意见。这篇文章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得到有关部门的采纳。
⑵《广西灵川平话的特点》发表在《方言》1987年第四期上。文章开头说：“《广西的汉语方言（稿）》（以下简称《广西稿》）大略谈到广西平话的分布、分类和主要特点。本文举广西北部灵川县境内的平话为例，说明桂北平话的一些特点，有几处与《广西稿》有些不同。”《广西稿》是广西三所大学的四位教授合写的文章，我对其中的平话部分做了一些补充，“有几处”提出了不同意见。
1982年我校第一次评定职称，老师们多是大学及大学以上学历，我们中原大学没学历证明（后来才补办相当于大专的证明），我能不能评为讲师呢？校领导让有关人员请示教育厅，教育厅有关部门看了我的申报材料，认为是“自学成才，人才难得”，于是被评为讲师。在旧社会，我想当小学老师都当不上。参加革命后，在党的培养教育下，经过进修与多种工作的锻炼，最终能在培养教师的学校任教，还怎能不心满意足呢！
知足者常乐。我很喜欢歌剧《芳草心》的主题歌《小草》，就让她来表达我的心情吧！
没有花香，没有树高，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从不寂寞，从不烦恼，你看我的伙伴遍及天涯海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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