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银联卡在手，走遍天涯都不愁”。这是在当前祖国经济腾飞、科学进步、带动了信息的发展，银行部门为了人民的方便，减少携带大量现金不便和不安全采取的便民措施。只要将钱储存到身份证大小的银联卡内，记牢保密号码，不论到什么地方，什么省市，甚至到国外，想购物、想取现金，均可以刷卡或取钱，再不用担心金钱被扒。回想起在1949年12月，在衡阳工作的我，被组织上派到武汉买手风琴，一共携带了三百八十万元的现金（相当于现在的380元），全是二百元（相当于现在的2分钱）一张的小面额钞票，整整装满了一大半皮箱，足有一、二十斤重，一路上吃尽了苦头。
事情得从当时的情况说起：
自1949年4月21日晚，解放军渡江南下后，江南、华南解放的速度很快。衡阳、广州相继在十月中旬解放。在原国民党统治时期粤汉铁路的基础上，新中国成立了衡阳铁路管理局。衡阳局政治部需要组建文艺工作团，向中南局宣传部请求调配文艺干部。中南局宣传部即向中南最高文艺学府——中原大学文艺学院下达了命令。在10月24日晚上，我和谢家瑜、王安国、曹星平、李辉五个同志，接到了中大文工团团长迪之同志的通知，二话没说，次日便踏上了奔赴衡阳新工作岗位的征程。
衡铁局下属四个分局。即广州、柳州、衡阳、武昌。政治部组织部长徐芝云同志，当时在武昌分局蹲点，因此我们五位同志直接到徐部长那里报了到。当时她让我们趁便将中南局分配给郭维城局长的一辆中吉普押运到衡阳去。我们就坐在装在平板车上的汽车内上了路。火车行到衡山站时停下了，车站告诉我们：前面到衡阳的铁路，得两天以后才能修通。怎么办呢？又不像现在的通讯那样方便，可以用手机打个电话，汇报一下情况。只得先派王安国同志打前站，步行到衡阳去，向政治部说明情况。两天后大家才安全到达衡阳。
组建一个文工团谈何容易！一切从零开始。除了指派专人到所属的四个分局工厂、学校招收文艺积极分子外，还另派专人到广州购买管、弦、打击乐器，以及舞台装置，整天忙得不可开交。我们虽然是从中原大学文工团来的，但过去从未担任过组建和领导工作，所以工作起来感到非常吃力。临来时迪之团长就语重心长的告诫我们：“你们是到一个新的解放区工作，不像在文艺学院时，很多都是从延安鲁艺来的，可以随时问，请求帮助。因此在思想上要准备一百条困难，以免遇事被困难吓倒。”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男女团员相继来报到，有五、六十人之多。文工团属宣传部宣传科领导，但宣传科只有周平章科长一人，不可能到文工团来，后来调来了柳平同志任指导员，抓政治思想工作。我们中大文工团来的五个人也做了具体的分工。周平章科长的爱人葛林同志也是一个老文艺工作者，任女生队长；谢家瑜、王安国为戏剧队长和导演；曹星平、李辉同志负责舞美灯光和舞台监督等；我负责声乐、器乐队长兼指挥。因为没有团长，就指定我协助柳平同志，负责抓好全团行政工作。
为了解决文工团领导人选问题，宣传部商白韦部长在12月下旬，派我到武汉出一趟差，解决以下三个问题：第一，要我拿着他写的一封信到中原局宣传部找赵毅敏部长要一名团长来；第二，到武汉买一部手风琴供文工团使用，当即交给我了一个木质外蒙白色羊皮的大箱子，里面装满了一箱子二百元一张的小面额的钞票，一百张一扎，十扎一捆，共190扎，十九捆。第三，想办法找回原粤汉铁路国民党在武汉解放时遗留下来的一架钢琴，找回后归文工团使用。就这样，我带着部领导交下来的三个任务，踏上终生难忘的一次武汉之旅。
大家可以想象得到，我扛着这一大箱子的钞票，一路上是怎么渡过的。因为箱里装的是一笔数目可观的钱。对我来说，以前从未带过这么多的钱，因为供给制根本就没有工资。在中大文工团时，吃大灶，按排级干部的待遇，每月按一斤半肉、半斤烟叶钱，折合二千元（即现在的二角）作为津贴。调到衡铁政治部，每月津贴增加为两万元（即2元）。这一路在火车上，箱子片刻也不敢离手，生怕被别人偷去了，真是既辛苦又担心。在中南局宣传部办完事，坐轮渡返回到武昌徐家棚铁路分局，在轮渡码头上岸时，要爬几十米高的陡坡，当时的脚夫见我扛着一个大箱子，累的满头大汗，便问我是否要帮忙背上岸时，我很干脆的一口回绝了。因为里面装的钱，不是行李，怎好明说呢？只好说不需要，谢谢！
我这趟出差的目的之一是找中南局为我们文工团调来个团长。到了汉口，我马不停蹄的就进了中南局的大门，因为我当时穿的是灰军装，和中南局干部穿的是同样的服装，因此门卫也就没有盘问我。一进门就碰见了一个熟人。是中原大学的同学，经过寒暄后，才知道他被分配到中原局组织部工作。他问明我的来意后，就告诉我：前面那栋平房就是赵毅敏部长居住的地方。早上还看到他，肯定现在就在屋里。我当即按他指给我的那栋房子走去。当时秘书接待了我说：部长不在。我告诉他我在进门时，组织部某同志告诉我赵部长没有外出。我同时将商部长写给赵部长的信，交给了他。秘书拿着信进内屋去了。几分钟后走出来告诉我：赵部长请我进去。我进里屋后，见赵部长面带微笑，和蔼可亲，一点也没有当大领导的架子，同时给我让座、让烟、让茶，同时询问了他在延安鲁艺时的老同学、老同事商部长的身体状况。至于请调文工团领导一事，他解释说：因形势发展很快，中南各省文艺干部需求太多，人员缺乏，要求我们自己培养。后经我一再请求能够从中南文工团里抽调出一名团长支援我们时，他解释说：骆文同志两夫妇都是团的正副团长，任务重，不能分开。但可以考虑抽调出一名团领导借给你们半年时间，进行传、帮、带，然后再回中南文工团。并要求我到中南文工团与他们具体商谈一下。我立即到了中南文工团找骆文团长。因为是星期天，他们两口子看电影去了。等了一个时辰，还不知道啥时候才能回来。回来后能否谈妥，看希望也不太大，这事只好就此作罢了。
第二件事是买手风琴。因为我是个外行，我想到我们中大文工团的手风琴手是郑小瑛同学，这个任务一定要请她来帮忙完成。我随即将所带的钱寄存在武昌分局，径直到了中大文工团。首先找到了迪之团长，说明来意，迪之团长很热情地当即将郑小瑛同学叫来，令其协助我选购手风琴。小瑛同学不辞劳苦的陪我在武汉跑了一天，最后还是在武昌的一个不起眼的寄卖商行里，看到了一个德国造的、八成新、三组半音的手风琴，小瑛同学随手拉了两曲，音色很好，还不算旧，确定可以买。一问价钱，要四百万元。因当时未带钱来，也就未认真还价。只好说明天带钱来了再说吧！我对小瑛同学这种不辞辛劳，乐于助人的精神表示了衷心的谢意。我回到武昌分局后考虑，来时带的钱只有三百八十万元，还差二十万，如果明天价钱还不下来怎么办？费了这么大的劲，不买又不甘心，所以当时就向在分局蹲点的组织部长徐芝云同志作了汇报，徐部长立即指示工会财务准备了二十万元以作备用，事后再由局政治部归还。第二天我背上了带来的三百八十万元钱，径直到了那个寄卖行。经过反复的讨价还价，总算将店老板说服了。按三百八十万成交。给公家节省了二十万。
第三个任务就是要找回失落的钢琴。这确是一件大海捞针的事情。武汉临近解放，国民党人员撤离时，人慌手乱，各自逃奔，经询问留下来的老铁路员工，谁也说不准这架钢琴的下落。怎么办？我只有下定决心，到徐家棚铁路职工住宅区去，逢人打听，哪一家有钢琴，听没听到过谁家有弹钢琴的声音？不知走访了多少家、多少条巷子，几乎是逢门便进，遇人就问，最终总算落实了钢琴消失的下落，事后由工会负责将这架钢琴运抵衡阳。
另外，当我到中大文艺学院找郑小瑛同学帮忙时，正赶上文训四班同学们学习结业演出。从而使我产生了一个想法：在他们分配工作之前，要两名女演员，作为我们铁路文工团的骨干该多好啊！不能丢掉这样一个大好时机。我当即找文艺学院崔嵬院长提出了要两名女演员的请求，他说当前形势发展这么快，各省都向我们要文艺干部，只有这几十名毕业生，还不够分配哩，并说人员分配由校部负责，学院做不了主。我立即到中原大学校部找到了孟夫唐教务长，请求分配文四班的两名女演员给铁路文工团，并说崔院长已经同意，只要教务长签个字就可以了。就这样经过两头说合，终于将两名女演员争到了手，即蒋爱荣和黄淑媛两同志。我回衡阳时，便将她们一起带回衡阳，为衡铁文工团又增添了两名骨干。
在武汉圆满完成任务后，顺利回到湖南，结束了我难忘的一次武汉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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