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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史故事⑧:毕业季 | 恢复高考后第一届毕业生的校园故事

来源:新闻网发布时间:2020-06-22 字体:

陈彩虹,湖北财经学院1977级校友,原中国建设银行董事会秘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特聘教授、金融校友会会长。


题记:20186月,我回到了母校任教。住在当年学习和生活过的首义校区。校园的一草一木,一楼一宇,无不勾起我对往事美好的回忆。但每每落笔,我竟然不知从何说起。或许,一种情感超越了某个边界,就一定要等到某个时点,相配的文字才会爆发。2012年纪念大学毕业三十周年时,我“爆发”过几行文字,今再布出来,算是下一次“爆发”的预热。感谢李光明同学精心保存的几幅照片,让这些文字和那个时代一下子鲜活起来。


记得是一九七七年年底或是一九七八年年初的一个日子,我接到了湖北财经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录取的专业为“基建财务与信用”。当时的我,在湖南省湘乡县一个公社的中学做民办教师。我先是高兴万分,随即又一头雾水。一是我根本没有报这所学校,二是不知道“基建财务与信用”专业,学完后是干什么的。我拿起通知书,向我们公社最有文化的教委主任讨教。

教委主任看了好几遍通知书,肯定地说,录取通知是真的。至于“基建财务与信用”专业,他亲切地拍了拍我的肩膀说,“毕业后回来当会计吧”。那个时候在我们湖南乡下,会计是一个很好的工作,我虽然对此没有什么向往,但毕竟可以让我脱离水田劳作之累。就这样,怀揣一种新生活憧憬的兴奋,在一九七八年春节后,作为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我来到了武汉,走进了校园。



如今,离开校园已经三十年了。每每回忆起来,已记不得校园里曾有过的“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倒是那些细小琐碎的事情,历历在目,想起来,真有几分时代的浪漫,又包含有许多人生的特别滋味。

入校后的第一件难事,就是手中无一分钱,生活极为拮据。我上学,亲朋好友好不容易给我添置了毛巾、脸盆等几件必需品,再就是凑足了路费,身上则不再有一文钱了。当时的想法是,上大学国家会负担费用的,一切到了学校都会解决。

还真是,没有多久,学校就开始评定助学金。我享受到了甲等,22.5元一个月,其中17.5元是伙食费,不发给本人,由学校掌握;5元零花钱,发给学生。对这样22.5元的助学金,我一直怀有此生不渝的一种感恩之心。这是国家给予我的资助,我自当一生都要报效祖国。这是天然的逻辑,也是天然的情感。想到这一点,我也一直认为,当今的社会,还是应当有更多这样的“国家资助”和“国家安排”,它会让国人更有国家感和爱国情怀。

我们宿舍叫28号楼。记得在28号楼里,我入校时住过一间宿舍,后又被调整过一次。同宿舍的同学,也就先后有过十来人。广东来的同学在我们眼里,是相对富裕的,他们有的有收音机,那是很了不得的事情。应当是梁同学吧,他每天早上用收音机收听广东台节目,那个“广东人民广播电台”的呼喊声,自然成了我们的“叫醒服务”,以至于几十年后,我仍然可以用标准的广东话说这几个字。

调整后的宿舍,最靠大楼的顶头,广东的“叫醒服务”没有了。但隔壁的高同学,几乎天天很早都在收听短波的“英语九百句”,效果一点都不弱于“广东人民广播电台”。我说不清楚,现在我能够用英语交流,是不是那时候就培育了一种听力潜质。当然,这是调侃。

调整后宿舍里“同居”到毕业的,有刘同学、余同学、李同学、甘同学、牟同学和杨同学。刘同学和余同学都是湖北人,讲武汉话。对于我,听武汉话没有什么困难,本来不打算学讲本地话。有两件事激励了我,硬是学会了标准的武汉话,至今只要有环境,说起来自己就成了“咯板板”的武汉人了。

一件事是上大课,两个班一百多人参加。老师问了一个问题,请一位同学回答。那是一个课程之外的问题,应当说知道答案的人,可能很少。被点名的同学是武汉人,不是王同学就是薛同学,他的回答竟然是,“我找不到”。我想,既然还可以找,你“找不到”,就使劲去找找看吧。原来武汉话里“找不到”就是“不知道”。我觉得武汉话非常有趣,想想学会这种语言,生活会多些色彩。学习的动力就这样来了。

另一件事是我受到了“刺激”。入学后,计算技术课给我们每人发了一把算盘和一把计算尺。上计算课时,老师还让我们学会了使用手摇计算机。据介绍,外国发明了一种计算器,国内已经能够见到,老师在课堂上,还借来了一个计算器给我们看,真是大开眼界。课后,好事的同学一起,决定到武汉最大的商场去看看,那里还真有那玩艺。我们请售货员拿计算器让我们看看,漂亮的女售货员一开口,我们就被镇住了:“看么事来,又买不起!”事后,武汉的同学告诉我,如果你用武汉话说,她就不敢这样了。对了,我们用的是普通话。



28号宿舍楼往东,有办公楼、图书馆和我们的教室。往西就是围墙了。如果往北走,则有我们的食堂和礼堂等建筑物。28号楼前的水泥篮球场和大操场,应当是一个最值得夸耀的大空间。即使如此,走过大操场,就是外面繁荣的街道了。不错,那条一直贯通校园从前门到后门的主道两旁,当然地还有着这样那样的一些楼房和平房。我们的校园本来就不大,外单位占去一部分,这就让我们更感觉空间的紧迫。但就是如此的校园,一想起来,又何时不索绕心头,清晰得触手可得?

就是在那里,我们度过了特别的青春美好时光。带着那个时代的特征,我们追逐既有的知识,又寻找未知的价值理念;我们学习和翻阅砖瓦灰砂石的定额,终于搞懂了“基建财务与信用”,不过是为盖大楼计算材料、设备用量,计量用钱多少,设计短期贷款安排,确实是要“当会计”又不仅仅是“当会计”;我们更是发现了学习中远没有清楚答案的大量难题,它们涉及到不只是具体的知识,还涉及到人生的理想和未来——它们是我们一生都在试图去解答的题目。校园四年的学习和生活,我以为,最有价值的,就是我们被引导到了这些问题面前。这又如何不让我们,向那些教给我们知识、方法和价值理念的老师们,投去由衷的敬意呢?我不由地想到了他们,彭老师、陈老师、卢老师、雷老师、赵老师、刘老师……

毕业时的同学聚餐,食堂准备了当时说来是最丰盛的饭菜。学校规定是不能喝酒,当然没有酒提供。我看到,还是有同学弄来了些啤酒,试图让气氛由某种离别的沉重,一时被聚会时的热烈所替代。不知道几十年后的同学们,还记不记得那个时刻,虽然聚餐的气氛很是热闹,有些同学也在兴奋地通报分配的去处,杯觥交错,南腔北调的高声低语混作一团,却总是驱不散心头那淡淡的离别忧伤。

罗同学是我们班年龄最小的同学之一。情感的超常富有,使他热爱诗歌,成为我们公认的诗人。正因为此,校园生活中哪怕是细微的事情,也容易触动他心灵深处的敏感琴弦,写出动人心魄的诗句。就在毕业考试完成之后,就在聚餐之后,他写了一首小诗,描绘毕业即将各奔东西时的心态。其中有几句,我是没齿不忘——“还有那狂欢后的心绪,不是轻松,尽是惆怅”。

是啊,毕业考试完了,分别的聚餐也结束了,我们就将离别校园,离别敬爱的老师和亲爱的同学了,“自古多情伤别离”啊!好在罗同学还有一句诗,“或许空间的延伸,会缩短心与心的距离”。是的,在空间里,虽然我们将走出彼此的视线,却永远也走不出彼此的牵挂。这,就是真正的校园情吧。


最令人伤感又壮美的一幕出现在武昌火车站。张同学分配到西藏工作。临行时,还没有离开学校的同学都到车站为他送行。车窗里出现的那张仍然有些顽皮的脸,一下子被送行同学的道别呼喊,特别是女同学的哭声所深深震撼,顿时泪水涟涟满面。不一会,那张脸就随着火车的移动,慢慢地远去了。那只伸出车窗挥动的手,则永久地定格在我离别校园的记忆中。

毕业之后,我一共也就回过两次母校。其中有一次邀请我给一些博士生和硕士生做了个讲演。在问答交流环节,一位博士生问道,我们的学校,和北大、清华、武大等名校相比,在社会上没有什么大的名气,虽然我们也是寒窗辛苦,读到了硕士、博士学位,心里总感觉这些学位不够气派,不知师兄如何看待我们这些非名校的博士、硕士,我们未来的社会之路又应当如何走。

学校那时已经更名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在社会上有了相当大的名声。这位博士生的问题,还是足够份量地敲击了我的内心。在思索片刻之后,我脑海里突然冒出了一句颇有哲理的“名言”:学生不会因为学校有名而有名,但学校一定会因为学生有名而有名。我用此言,回答了那位师弟,并将此作为师兄的一份盛情之礼,送给了在场所有的师弟、师妹们。

在毕业三十周年后的今天,我还想将此言,送给我所有的同窗,虽然我们已经不再年轻,我们仍然可以以已之力,做出点滴的贡献,增加母校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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