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战“疫”（九）】
从武汉爆发，进而流行于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提醒我们必须反思人类的生存方式，真正明了维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重要性。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从分析需要、商品、满足和幸福等关系入手，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下生存方式的本质与后果做了深入考察，形成了系统的需要理论，这对于我们反思当下疫情以及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幸福观具有重要意义。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需要、商品、满足和幸福等关系的考察，是建立在把马克思和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观点结合起来并加以发展的基础上的。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借助科学技术革命带来的巨大物质财富，在全社会制造服从和服务于资本追求利润的“虚假需求”，支配和控制人们的内心世界，牵引人们到商品占有和商品消费中体验满足和幸福，忘却对自由和解放的追求，是一个总体统治和总体异化的社会。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把法兰克福学派的上述观点与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在于自由自觉的劳动的观点结合起来，通过分析需要、商品、满足和幸福等关系，深刻阐释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的本质与后果，倡导人们摆脱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的束缚，树立到创造性劳动中寻找满足和幸福的劳动幸福观。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首先区分了“需要”和“欲望”。在他们看来，“需要”是人们为生存而产生的对必需品的需求，是人的真实需要；“欲望”则是人们试图得到某种物品的欲望，这种欲望与人的真实需要没有内在关联，本质上是一种“虚假需要”。在当代西方社会中，资本在利润本性的驱使下，制造了服从和服务于资本追求利润的“虚假需求”，以支撑其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展，使人们无法区分自己的真实需要和虚假需求，混淆了“需要”和“想要”，进而到建立在虚假需求上的“异化消费”中寻找满足和体验幸福，导致了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盛行，其基本特征就是“鼓励一切个人把消费活动置于他们日常活动的最核心地位，并同时增强对每种已经达到了的消费水平的不满足的感觉”。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的形成，是以依托于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追求无限增长而形成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其盛行具有哲学和社会双重根源。哲学根源主要体现在启蒙理性关于“控制自然”的观念和现代性价值体系，核心是把实用作为判断是否科学的标准，把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归结为控制和被控制、利用和被利用的工具性关系，进而形成以科学技术进步为基础，追求无限增长的社会进步观；社会根源主要体现在为支撑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不断扩张，维护其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以及工人为了逃避异化劳动到劳动之外的闲暇时间中寻找满足和幸福；其后果是为了追求无限增长和无止境的消费而形成的当代社会人为的“缺乏”状态，人们将满足和幸福寄托于消费中的异化生存状态，以及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和异化状态，其根本缺陷在于错误理解了需要、商品、满足和幸福等关系。
在揭示了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的本质与后果之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强调，只有理顺需要、商品、满足和幸福等关系，树立以创造性劳动为基础的劳动幸福观，才能真正获得满足和幸福，克服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为理顺上述关系，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首先考察了马克思关于人的需要和人的本质问题的有关论述。在他们看来，马克思在早期著作中区分了“需要”和“欲望”，揭示了动物需要、工人需要和人类需要的区别。在马克思那里，所谓“动物需要”是指满足维持机体生存的需要；所谓“工人需要”则是指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的需要被降低成为一种维系身体机能生存的需要，即人的需要异化为动物的需要；所谓“人类需要”则是指不仅包括维系身体生存的需要，还包括不断发展的精神需要，具有社会性、丰富性和多样性的特点。通过以上区分，马克思把自由自觉的劳动不仅看作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也看作人的自我实现的方式，而自我实现正是人类需要的核心。马克思在后期著作中着重分析了资本对激发服从和服务于资本主义交换价值生产目的“虚假需要”的决定作用。在他们看来，马克思关于人的需要的核心在于通过自由自觉的劳动达到自我实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与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观点，强调摆脱人与人、人与自然异化的核心在于破除异化消费，把满足和幸福寄托于创造性劳动，而不是消费领域，并树立劳动幸福观。“满足的可能将主要是生产活动的一种功能，而不是如同我们今天所在的社会中那样，主要是一种消费活动的功能。”他们同时还强调建立一种技术伦理和生物多样性伦理对维系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关系的重要性。所谓“技术伦理”，就是要改变现代性价值体系将“控制自然”的观念解释为以科学技术为中介控制自然，满足人们对物质增长无止境追求的做法，提出应当把“控制自然”的观念解释为如何控制人的非理性欲望，消除由此带来的对自然资源的浪费和恢复对自然的敬畏，最终实现以技术进步为基础的人类与自然的共同和谐发展；所谓树立“生物多样性伦理”，并不是阻止人类运用科学技术干预自然，而是要求人类放弃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滥用自然的做法，应以开明的个人利益为根据，认识到自然界的需要和利益，尊重自然的本性，考虑自然的权利，实现人类需要和自然界需要的共同发展。
这次新冠病毒肺炎疫情起源于部分人贪吃野生动物，这不仅提出了人类应如何抑制贪欲，真正实现自身价值的问题，也提出了人类应如何与动物相处，维系自然和谐共生关系问题。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基于其需要理论和劳动幸福观，对于我们反思上述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第一，部分人贪吃“野味”的主要根源在于，错误地认为野味具有更高的营养价值，可以显示自己身份和地位。这种认识误区，本质上关涉如何认识人的需要的合理性以及如何使我们的价值真正实现的问题。对于人的需要的合理性问题，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需要理论不仅提出应当把“真实需要”和“欲望”区分开来，把消费建立在“真实需要”的基础上，否定建立在“欲望”基础上的异化消费，而且提出了“满足”不应当在消费活动中，而是在创造性劳动中的劳动幸福观。对此，习近平既肯定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和需要的合理性，又反对那种把幸福寄托于对商品占有和消费的物质主义幸福观，强调只有树立依靠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奋斗的劳动幸福观，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幸福和自由全面发展。
第二，我们应当如何对待动物以及人类之外的自然，维系自然和谐共生关系，这是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启蒙运动所确立的现代性价值体系把人类与自然对立起来，并把二者的关系归结为利用和被利用、控制和被控制的工具性关系，科学技术被看作人类控制和利用自然的中介和工具，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无限经济增长追求为目的的发展观。在这种哲学世界观和发展观的支配下，人类不仅把自然看作满足自己需要的工具性存在，而且越来越丧失对自然的敬畏，其结果是，虽然生产力得到了极大提升，社会财富极大丰富，但却导致了危及人类生存的生态危机；把人类幸福简化为物质性内容；使人的个性丧失、精神迷茫，利己主义、享乐主义价值观和物质主义幸福观盛行。启蒙理性的上述实践结果意味着，我们必须在保持对自然敬畏的同时，重新反思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应当认识到人类与自然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有机联系的生命共同体，人类在利用和改造自然的同时，只有尊重自然规律，顺应自然规律，才能不受自然的惩罚，维系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
（王雨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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