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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史学精神研究经济学

来源:经济学院发布时间:2018-06-21编辑:打印 投稿 字体:

用史学精神研究经济学

——中国当代经济发展理论研究课题的开题报告

尹汉宁

(2018年3月28日)

  

一、中国当代经济发展理论研究的选题说明

1.课题名称的由来。

我对经济学很有感情。近年来,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也就是我们现在应该怎样研究中国经济学?是按照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思路,加进中国元素,研究中国经济学,还是按照西方经济学或者其中的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框架,研究中国经济学呢?我觉得似乎都难以真实全面地反映和说明中国的经济实践。我个人以为,从中国当代经济发展实践出发,用史学精神研究中国经济学,或许是一个有益的尝试。就此,我在《学习时报》为我开的“千字文”专栏中,写了三篇短文。此后,我把我的想法作为建议,与杨灿明校长作过几次交流,灿明校长有兴趣,也很重视,他与邹进文副校长就此征询了赵德馨先生的意见,赵先生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学”的学术命题。我认为这个命题很好,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中国当代经济发展理论研究”的课题设想。国家社科基金办公室作为本年度的特别委托项目,已立项。中国社科出版社也表现出浓厚兴趣。相对于“经济发展学”,“经济发展理论”灵活性、可塑性更大一些;在经济发展前面加了“当代”两个字,突出了研究重点,是用史学精神研究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的经济发展,而不是研究中国古代、近代的经济发展历史。

2.课题研究对象。

课题名称对研究对象的指向是明确的。就是围绕中国当代经济发展的实践,进行理论总结。在研究中,需要进行国际比较,但是全部研究所针对的是中国;研究中可能会涉及中国独特的历史,但重点是研究当代中国的独特实践;研究中也离不开中国的经济制度、经济体制,但突出的是研究中国的经济发展。

3.课题研究的意义。

中国当代经济发展的历史成就举世瞩目,我们需要认真总结,深化规律性、学理性认识,在新的起点上继续前行;同时,针对国际上的“中国热”,我们也需要向世界说明成功的原因,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中国方案”。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一方面,经济理论工作者,从事经济工作的管理者,或置身其中,或关注跟踪经济发展实践,不断地在进行理论思考和总结,在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经济理论研究是最活跃的;另一方面,从总体上看,相对于经济发展实践,经济发展理论研究是滞后的,感性认识多,理性认识不足,理论资源富集,总结提炼不够。

二、为什么要用史学精神研究中国当代经济发展理论

1.主要是基于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崭新实践。

当代中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础上实现民族独立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的,虽然当年借鉴了苏联经验,改革开放以来也学习了西方,但从客观上讲,中国当代经济发展实践,没有先例,没有范本,不是“来样加工”。从主观上讲,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至今,中国共产党人始终致力于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

在中国当代经济发展实践中,我们有过失误和教训,但这不是主流。从总体上看,我们的探索是自主的,借鉴是自主的,变革是自主的,开放是自主的,选择也是自主的。起主导作用的思想方法应该是科学的、符合实际的。说到底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方法与中国当代经济发展具体实践相结合,就是不断地解决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不适应的问题,不断地解放生产力。因此,用史学精神研究中国当代经济发展问题,有利于形成规律性认识。

2.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途径和方法体现了史学精神。

马克思在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他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做了非常清楚的说明。《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之前的宏大的政治经济学写作计划。1857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导言中,曾设想了“五篇结构”,即:①社会生产一般的抽象的规定;②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且成为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畴,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③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④生产的国际关系;⑤世界市场和危机。1858年,马克思又提出了“六册计划”:①资本;②土地所有制;③雇佣劳动;④国家;⑤对外贸易;⑥世界市场。他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把这六个方面的内容和排序概括为他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的顺序。他还说:“我把已经起草好的一篇总的导言压下了,因为仔细想来,我觉得预先说出正要证明的结论总是有妨害的,读者如果真想跟着我走,就要下定决心,从个别上升到一般。”在《序言》中,马克思还谈了他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经过,尽管早就有动因,但只有确立唯物史观之后,才真正“重新进行这一工作”,而且在伦敦这个“对于考察资产阶级社会是一个方便的地点”重新开始的。马克思在叙述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经过时,系统地阐述了已经确立的唯物史观。马克思在一系列经济学手稿的基础上,最终成就的宏篇巨著《资本论》,调整了原来设想的“五篇结构”和“六册计划”。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这一段话是《资本论》体现唯物史观或者史学精神的最好阐释。《资本论》一卷是讲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二卷是讲的资本的流通过程和资本再生产过程,第三卷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基本方法是从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的方法,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分析与综合的方法,实证与定性分析的方法,矛盾分析与阶级分析的方法等。由此可见,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途径以及最后形成《资本论》的实践,说明了史学精神和史学方法的极端重要性。

对于运用史学精神和史学方法,有的学者认为就是实证研究的方法,我认为有一定道理。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指出:“思辨终止的地方,即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可见,马克思当年就讲了“真正实证的科学”这样的方法。

3.毛泽东同志明确要求用史学精神研究经济学。

1960年1月4日,毛泽东同志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十二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业》时,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有一段精彩的谈话,他说:“不能说这本书完全没有马克思主义,因为书中有许多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也不能说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因为书中有许多观点是离开马克思主义的。特别是写法不好,不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出发,来研究问题,不从历史的叙述和分析开始自然得出结论,而是从规律出发进行演绎。”毛泽东同志这里所强调的,就是坚持唯物史观,用史学精神、史学方法研究政治经济学。

4.在实践基础上形成的规律性认识具有学理特性。

有的同志对新的实践中形成的规律性认识缺乏自信,他们担心缺乏学理支撑,在他们看来,能够从本本上找到答案的,特别是从西方的书本中找到答案的,就具有学理支撑。显然这种观点不具有科学性。确实学理支撑这个命题现在很时髦,然而如何理解学理支撑?我认为不能靠本本主义,不能靠洋教条。学理乃学术之理,是指具有科学性的理论,学理支撑就是科学性证明或者科学性检验。实践中形成的规律性认识,有科学理论印证的,当然是学理支撑,如果找不到现有理论来说明,那么,规律性认识本身就是学理,就是实践创新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成果,用新的规律性认识来解释新的实践,就是学理支撑。

三、怎样用史学精神研究中国当代经济发展理论

1.从实际和实践出发,作出有事实依据的判断。

我们通常所说的史学研究,是重史料,靠文献和考古相互印证,客观全面地认识历史,还原历史的真实。“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能任意选择。”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史学精神,就是不从概念出发,从实际、从实践出发,不主观臆断,而是作出有事实依据的判断。

2.体现史学精神要求坚持实践的彻底性。

用史学精神研究中国当代经济发展问题,说到底就是要坚持实践的彻底性。实践是本原,是一元,不是“心物二元论”,必须彻底。在实践和认识能动过程中,实践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必须彻底。实践是检验认识正确性的唯一标准,没有其他标准,必须彻底。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强调社会生活的全部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他认为,人的实践活动是客观的、物质的。并揭示了物质客体、感性客体和思想客体的关系。批驳了费尔巴哈的机械唯物论,强调了基于实践的主观能动性。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实践具有彻底性。

当年,斯大林和苏共中央报刊对毛泽东的《实践论》给予了高度评价。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讲了“两个飞跃”。由实践获得感性认识,是第一次飞跃,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是第二次飞跃。即令完成了这两次飞跃,这个过程也没有完结,还要将获取的理性认识回到实践中去检验,被检验正确的理论,用以指导实践。毛泽东的实践论是对实践彻底性的最深刻阐释。

3.要把史学精神体现在课题研究的技术线路上。

坚持实践的彻底性,用史学精神研究经济学,是我们需要坚持的指导思想和思想方法,但开展研究,还要把指导思想和思想方法转化为技术线路。技术线路是自然科学特别是其中的工学研究中的重要概念,指研究途径,包括技术手段、具体步骤、解决关键性问题的方法等。这些年,政府为了鼓励技术创新,对自然科学领域主持课题研究的专家,给予了人财物的支配权和技术线路的决定权。我以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科学性上是相通的,社会科学的研究过程和途径,同样也有一个技术线路设计的问题。

用史学精神研究中国当代经济发展理论,技术路线应该是从经济发展状况出发,分析经济发展政策、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经济发展战略、经济发展思想的形成与影响,在此基础上,结合经济发展轨迹,结合经济改造改革调整实践,形成或深化规律性认识,构建属于中国自己的具有学理支撑的经济发展理论框架。体现史学精神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实证、分析、比较、联系、综合、总结的方法。涉及关键性问题,或者需要形成重要结论,要进行深入的数据分析、文献考据分析和文本分析,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穷理尽性。

技术线路的环节可以表述为:经济发展条件——经济发展状况——经济发展政策——经济发展体制——经济发展战略——经济发展思想——规律性认识——形成一系列重要理论观点和基本结论——构建经济发展理论框架。

这个线路是从实践出发的线路,而不是从概念出发进行演绎的思路。这个技术路线与工程学的技术路线也有一定的区别,比如这个技术路线所强调的是内在的逻辑顺序或者逻辑关联,具体研究实践的切入点,有的可以从经济的基础数据出发,有的可以从反映经济发展的其他文本出发。反映经济发展的“合理解释”,也可以反过头来对照发展状况,检验其“合理性”。从文献、文本分析入手,与“本本主义”、“教条主义”是不同的两回事。

4.用史学精神研究经济发展理论还可以看成是经济史学的延伸。

从某种意义上讲,用史学精神和史学方法研究中国当代经济发展理论,还可以看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延伸研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思想史的系统和深入研究。

四、秉持史学精神,形成中国当代经济发展理论的若干基本结论

用史学精神研究经济学,应该有追求,虽然未必能够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但可以形成一些规律性认识,形成若干基本结论。

1.对“三大经济形态”进行历史考察,得出中国当代经济发展理论的一些基本结论。

三大经济形态包括:一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独特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二是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一定程度地受苏联模式影响,但也有中国自身特点的社会主义经济形态;三是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形态。这三大经济形态之间有内在联系。把这三大经济形态联系起来,进行历史考察,可能会得出一些基本结论。

2.认真研究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实践,可以得出当代经济发展理论的某些基本结论。

①如果按照结构经济学的框架研究中国当代经济发展理论,那么中国真实的结构经济应该是实践的社会主义与理性的市场经济。林毅夫先生的“新结构经济学”——有效的市场与有为的政府,是一个很好的理论分析架构,开辟了中国经济学研究的新境界,富有创新性。但是“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的结构,难以包括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结构的最重要内容。比如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结构,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发挥作用的结构,公有制与其实现形式,出资者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农村土地的多重权利结构等,都难以反映。马克思的《资本论》很注重“二重性”分析,如商品的二重性、劳动的二重性。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难以涵盖。用有效与有为也难以充分反映中国市场和政府的特点。再说,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都有市场与政府的关系问题,有的资本主义国家也重视政府的作用,比如德国曾被称为“社会市场经济”,日本很注重产业政策的作用。

②中国当代经济发展的根本的理论主旨是以人为中心。我们党的几代领导人都强调“为人民服务”,“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马克思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终极追求。西方经济学刻意回避物与物背后的人与人的关系。过去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往往从所有制分析入手,还有主张从产品分析入手的。以人为中心,能够充分彰显中国当代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有利于体现不同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以人为中心,涉及经济发展的全过程和各个环节,有利于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由具体到抽象的方法。

③中国当代很重要的主流思想,包括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革命和改革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思想;广义人民政府与民生优先的思想;国家控制经济命脉的经济治理思想等。

④鲜明的理论特性是赶超,致力于彰显后发超越优势,直面后发劣势,在超越“短缺”,消灭贫困的同时,超越“过剩”。

⑤理论的先进性和科学性或者叫理论品格,是开放包容,与时俱进,在于社会矛盾运动基础上的实践和理论的双重创新。

⑥中国当代经济发展理论的展开,可能要涉及到经济发展目标,经济发展动力,经济发展条件,经济发展结构,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理念,区域经济发展等问题。

⑦围绕经济发展的导向和协调,会关联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经济增长理论,综合平衡理论,经济发展战略理论,产业政策理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等。

⑧在西方经济学中,厂商理论和价格形成机制是微观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在中国当代经济发展实践中,运用价值规律是前提,我们更加着力的是培育市场主体,注重中国式的现代企业制度。

3.用史学精神研究中国当代经济发展理论,还可以分析不断起作用的经济思想所形成的历史原因。

比如对“高速发展”的追求。不能简单地用管理者个体的政绩观不端正来解释,新中国成立之初快速向社会主义过渡,“多快好省的总路线”,“大跃进,”改革开放之初“高速发展”和“十年规划”,后来的“翻番”和隔几年上一个台阶,都有“快”的情结。分析原因,中国落后、落伍,要“赶上时代”,要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比如,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这与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相关联,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之初会见一些非洲国家领导人时,建议他们不要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比如运用价值规律,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改革取向,这与邓小平同志把计划与市场从制度属性中剥离出来的思想相联系,而邓小平同志的思想又与毛泽东同志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的讲话有历史渊源,毛泽东同志讲,商品经济看与哪种经济制度相结合,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相结合就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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