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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火中的国立商学院(下)

来源:校报第529期发布时间:2015-11-23编辑:陈博打印 投稿 字体:

○刘晓航 整理


  国难当头他们选择是回国投身抗日救国中!更有好几位没有出国的会计、经济学专家教授,如刘炳炎、蔡次薛、吴堉干、吴德彰。

  刘炳炎教授毕业于南京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财政系。毕业后留校读研究生并在政治大学的蒙藏学院任教。刘先生非常勤奋、敬业、谦逊、儒雅。课讲得非常透彻,指导性强,布置的课后习题独到新颖、抓住要领、活而不难,实用性强。在缺乏课本来源的战争时期,刘先生完全采用他通过邮购来的美国西北大学的原版会计教材,主要讲授《高等会计》和《会计制度》。由于完全没有教材,刘先生是白天上课,晚上就在煤油灯下刻蜡版,第二天油印出来发给学生。所以他的眼睛高度近视达600度以上。上世纪80年代,这批商学院的同学来看望老师时,他一见面就能够说出学生的名字及当时的趣事。学生们都感叹:我们都是全靠跟您学的会计知识干了一辈子会计工作!

  刘先生在国立商学院期间曾任沅陵分部主任。分部占地50亩,房屋面积二千多平方,全部是青砖柱子青瓦房顶,竹子做隔墙外面用泥巴一糊。刘先生自己花钱请当地人帮忙盖了一间,位置正好在关闭张学良的凤凰山的沅江对面。遇到涨水季节,刘先生半夜经常要提着马灯上堤坝看看水势,以便及时通知同学们疏散。沅江上不时会看到洪水冲下来的整栋木结构的房屋,里面还有喊救命的人。

  学校对学生实行导师制度,每20个学生一个导师:关心学生的思想品德、学业、身体状况;及时发现学生的不良习性或特殊事项,并随时通报。因为学生将来都是国家栋梁必须正确引导。在远离家乡又不能够与其家长联系的战乱时期,身为校长、系主任、老师的责任都很大,既是老师也是家长,处处要关心到。

  图书馆是学校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师生读书进修的地方。与其他内迁的大学一样,因为学校内迁图书资料都毁于一旦了。学院图书馆的建设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虽然仅有五、六十个位子但是图书资料却很丰富:如王亚南翻译的《资本论》、马寅初的《经济学概论》、潘序伦的《会计学》、英文版的卡尔马克思《资本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都有。本学院教授的著作也不少,如朱剑农教授的《土地政策》、胡伊默教授的《有闲阶级论》。还从镇江图书馆运了40箱藏书过来,所以如莎士比亚、荷马、狄更斯、莫泊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的世界名著都有。图书馆是由80年代中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特聘教授沈如琛女士担任主任。

  学院的科研成果也相当可观,而且极具影响力。如正式出版的图书教科书有朱剑农教授:重庆中华书局《自耕农扶值问题》、国民图书出版社《节制资本原论》;侯哲俺《农村金融纲要》;吴德培《交易所论》(教育部指定大学用书);张辑颜《应用审计学》、《应用铁路会计》;胡伊默《有闲阶级论》、《土地改革论》;张振荛《抗战期间湘西桐油产销调查》;蔡次薛《各国战时财政政策》。其他不一一介绍。

  学生在课堂学习外还要到银行实习、要进行社会调查。针对战争局势的需要主动提出研究课题,并且上报教育部审阅后供政府、财政部作战时决策的经济参考。学校对学生的论文还举行比赛、评奖,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发现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

  学生的课余生活很丰富的。有自己的剧团,可以演出如话剧《日出》、《北京人》、《雷雨》、《家》、《放下你的鞭子》,粤剧《结婚进行曲》、《冒牌秘书》,京剧等。可以演唱流行抗日歌舞或思乡歌曲。

  1943年校方创办了《国立商学院院刊》,刊登师生的科研论文、战事要闻、评论、校园社会团体的活动消息、师生动态等。不少老师和学生还在地方报纸上设有自己的专栏,定期或不定期发表文章,评论战争时局。王明善同学还以湖南沅陵《中报》特派记者身份到芷江参加日本军代表向中国投降的签字仪式,目睹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时刻,亲眼看到日本入侵者的全权代表今井武夫摘下自己腰间佩挂的长剑,双手举过头,呈交给萧肃将军。

  学生在学校里可以办自己的墙报,发表短小的文章。琳琅满目,内容多种多样,非常吸引人。

  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国立商学院培养了1200多名高素质、高水平的商务财经人才。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都是新中国经济界的骨干力量。从远离家乡、流落湘西的战火中走出来的他们深深地懂得国家强盛的重要,对新中国无比的热爱,都决心为国、为人民贡献力量!武汉大学、江汉大学、华中农业大学,武汉长江大桥工程局……都有他们的身影。国立商学院有好几位地下党员,朱剑农教授是其中之一。

  学院根据教育部的办法实行甲、乙两种奖学金。对教师也有学术奖金,金额不等。湘西是个土匪出没的地方,加上物价飞涨学校的经费很紧张,地方势力非常想学院能够聘用当地的人负责后勤,方便贪污公款。刘炳炎先生当时任分部主任,办事非常认真。当地的商会推荐了一位土豪公子来分部做会计工作,刘先生没有同意,便得罪了当地人,更不会同意私人贪污,因此收到恐吓信被迫离开商学院一段时间,去江西吉安的三中任了一年的校长。

  由于战争时期,学生的伙食条件本来就非常差,十分艰苦,哪里还有贪污的余地。早上就是稀饭加豆类食品;中、晚餐是米饭加辣椒、炒干子、青菜汤,几乎天天如此。最多的是辣椒炒新鲜的生姜芽加胡椒。在街上有一个低矮的茅草棚里有一张矮桌子、几张吉首特有的小竹椅、一只烤炉、一块面板和来自安徽的老头做出来的烧饼成了学生们的最爱,虽然便宜但也不是天天买得起。老师们是从来不会光顾的,出于个人形象和经济原因。

  1944年6月23日日军分三路进攻衡阳,不惜重兵对衡阳实行了毁灭性的进攻,还使用了催泪性和糜烂性的毒气和毒气弹。在最后,利用飞机投掷了大量的燃烧弹将衡阳夷为平地。湘、桂、黔陷于激战境地。日本的轰炸机经常低空飞越商学院上空投弹。在政府号召下商学院的学生纷纷报名要上前线,最后有20名学生前往贵州参军,校长、老师、同学纷纷送别,场面非常悲壮。所幸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他们又有机会再返校完成学业。

  抗日战争胜利后,接教育部令商学院合并到湖南大学,学生是整体移交湖南大学。地址在清华大学南迁时的“长沙临时大学”旧址,整栋大楼因为战火已经面目全非。二楼礼堂的门窗都被大火烧掉了,不小心的话直接可以从原本的落地窗户里飞出去。老师们各有所长,因为战争走到一起,人各有志,不少的老师都离开了商学院,没有去湖南大学。

  国立商学院的毕业学生人才倍出。他们在建设新中国的金融、税务、教育及各行各业的财务管理工作中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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