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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怀念

来源:校报发布时间:2014-04-09编辑:陈博打印 投稿 字体:

永远的怀念

 

——深情悼念敬爱的张家骧教授

 

◎万安培

 

    芳草青青,细雨菲菲,又到清明,正是踏青祭扫的时节。

    我在归元寺的骨灰盒安放处,面向张家骧教授的遗像低头默哀,三鞠躬后,缓缓转身下楼,穿过寺前熙熙攘攘的人流,开车融入汉阳大道的车水马龙。

    两个月前的1月20日,家骧老师在位于武昌的人民医院去世。从发病到去世只有短短的两天时间,快速得竟至令人来不及酝酿心中的悲情。从春节至今,内心深处一直拒绝恩师离开人间的现实。每当开车经过阅马场至大东门前的这段马路,就觉得他老人家依然端坐在校内居室客厅的方桌前,戴着老花镜,凝目端详当天的《光明日报》或《参考消息》。他那略带微笑的面容,温和而带有磁性的嗓音,宛如在眼前浮现,在耳边萦绕。两个多月来,怀念恩师的情绪就仿佛早春的濛濛雨丝,日夜不息地沁入心田,渐达饱和,慢慢溢出,化为涓涓细流,汇入江涛洪波般奔腾不息的思念的海洋。……

 

    一、我一向认为生死两重天,相隔遥远。但经历了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我对生老病死有了新的感悟……

 

    2014年1月18日之前的一周,我在平安金融学院参加总行组织的A类干部培训。17日傍晚结束,很晚才乘机返回武汉。18号是星期六,傍晚大约6点多钟,突然接到老师女儿晓莉(张笑莉)打来的电话,说我爸爸病了,在人民医院急诊室诊断,你快来看看。其时我正在洪广大酒店陪深圳来的客人小坐,当即告辞下楼,驱车赶往医院。

    从洪广到人民医院约20分钟路程。进到急诊室,见家骧老师躺在活动的担架床上,神志非常清醒。见我进来,老师欠起身子要坐起来,我赶忙按住他的胳膊。老师轻蹙眉头,问你怎么来了,那么忙。(平时老师不让我去看他,说你那么忙,我没事的,挺好,要有事我会找你。)我说昨天刚从深圳回来,你生病了我来看看也应该呀。老师下午4点多钟上厕所的时候,突然感到肚子有点疼。后来疼痛加重,难以忍耐,才提出到医院检查。我到达的时候,已做过血常规检查,正在等化验结果。因为服药,血压还算正常。一会儿彩超仪器来了,(老师的左下腹主动脉上有个血管瘤,大约9公分多长,8公分宽,足有拳头般大小。2010年老师生病住院做检查时,曾经为是否手术斟酌,后来每隔一段时间就到医院复查,发现瘤子在慢慢长大。有次老师对我说,我这就像背了个定时炸弹,哪天血管瘤爆了,也就三两分钟的事情。那样倒好,不会受疾病折磨,少了许多痛苦。我安慰他说,生死哪那么简单,您命硬,有长寿基因,活个百把岁没问题的。)彩超图上清晰显示出巨大的血管瘤,但看不出有破裂的样子。(事后推理还原,应该是老师上厕所时用力过猛至瘤子穿孔,但瘤子的破裂并不像老师想象中的砰然破裂,血如泉涌,而是逐层突破,血慢慢渗出。)从彩超上看,老师胆囊上还有颗小小的结石,不到1厘米。老师叨叨晓莉不该告诉我他生病的消息,批评她不大淡定,遇点小事就到处打电话,六神无主。聊了一小会儿,大约7点多钟,老师的疼痛突然加剧。这时来了个身材矮胖的中年男医生,逐处按压老师的腹部,问老师哪儿疼得厉害。医生看了彩超,认为胆上这点小结石不至于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鉴于老师的高龄和身背巨型血管瘤的状况,加之又是周六,决定收治住院。

    刚刚做出决定,老师就痛得大声叫唤起来,仿佛鲤鱼打挺似的,身体弓样弹起,面色惨白,大汗淋漓,霎时竟昏了过去。医生吆喝着让把担架车推到隔壁的外科急救室吸氧。大家手忙脚乱,拨开拦路的行人直冲外科室。另一个正在吸氧的病人被强行推开。套上氧气罩未久,老师醒了,示意要解大手,一旁同来的财大工友周师傅取过便壶,塞到被子里老师屁股底下。走廊里传来惊恐的呐喊声,刚被推开的病号又折回来,也是要吸氧救命。两名值班医生紧急磋商,决定将刚刚苏醒的家骧老师送民康楼九层心血管科救治。

    晓莉夫妇、周师傅和我一行四人推着老师的担架车出急诊科,穿过寒风掠过的走廊往民康楼走。老师抬起胳膊,以略带沙哑的微弱嗓音示意小莉说:我还要拉……医生拍拍老师肩头的盖被说:没关系,你就拉吧。

    我一向认为生死两重天,相隔遥远,死亡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但经历了家骧老师由生到死的变故,我对生老病死又有了新的感悟:人的生命其实很脆弱,所谓生死一瞬间,中间其实就隔着一张薄纸,轻轻一捅就破。恩师并不像书上描写和电视里演的那样,临终前幽幽气长,恋恋不舍,来一番震古铄的豪言壮语,或拉着晓莉或师娘或我的手,留下感人至深的临终遗言。尽管他对身背血管瘤的严重性有清醒认识,面对死神的召唤却没有任何心理准备和抵挡能力。与千千万万的普遍人一样,他也是个凡人,平凡普通得就像蛇山脚下马路边的一粒沙子,朔风起处,暴雨来时,便身不由己被挟裹冲刷得无影无踪。……

 

    二、20年过去了,我已不是从前的“书呆子”。这些年走南闯北,经历了太多的人情世故,这样的场面已能从容应对。

 

    乘坐民康楼的绿色电梯上到九楼,当晚的值班教授夏主任已在楼梯口迎接。夏主任让护士们将老师直接送重症监护室(下简称“重症室”)。晓莉的眼泪刷刷就下来了,护着老师的身体不让进重症室,说我爸我妈之前商量过,有病绝不进重症室,就住普通病房。夏主任问为什么,晓莉哽咽说,就是死也能跟亲人在一起。事后证明,老师与师娘的约定及晓莉重申这一主张是无比英明正确的。但当时的情况却由不得我们,一是周六晚9点多,不在正常上班时间,门诊和病房基本不能正常工作,二是老师疼痛加剧,情况相当危险,不进重症室别无它法。夏主任又问,如果是血管瘤破了要不要手术呢?晓莉又摇头说,之前也商量过,不做手术。再问为什么,晓莉就说,我爸已86岁高龄,体弱多病,三年来遍访同济、协和专家,都是建议保守疗法。夏主任浅笑道,医学科技每天都在发展,这样的手术现在我每周都做好几个,是一般性常见手术,并且血管瘤破裂也不是你们想象的三两分钟的事情,有好几种破法咧。如果已出现破裂,不做手术有生命危险,那也不做么?我见夏主任颇不以为然的样子,赶忙赔小心说,我们对医学是外行,现在这种情况,一切就拜托夏主任了,就由夏主任定吧。

    一行人目送家骧老师被推进重症室,这时大约晚上9时29分。从这时起,任何老师的亲朋好友再要见他就难了。我们在走廊里做了简单的分工,我独自留下守候,晓莉和她老公周全回家取从前的病历资料和洗漱用品。把老师交给医生,看着他(她)们忙进忙出的样子,我心里略微松了口气,对明天和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事情走向并没有任何心理准备。倒是平常稍显啰嗦、缺乏主见的晓莉到处打电话,从周六晚上至周日,就给远在甘肃的张家昌先生(老师胞弟,比家骧老师小整整20岁),钟祥的小姨,包括老师的女学生、颇通易经的汪明等多人拨打了热线电话。

    这一次不是骊山举火,是狼真的来了。若干天后,当我细想老师从发病到去世的整个过程,心里不觉对晓莉充满敬意。这个刚过50岁的小个子女人,因为饱受家庭和个人生活不幸的折磨,已是满头白发,接触她的人大多感觉她不大干练且爱叨叨。然而,在亲眼见证了她在老师临终之际的所作所为,以及老师去世后她所表现出的惊人镇静与从容之后,以往的偏见一扫而光。事后证明,晓莉那些看似多余而无必要的举止,那些看似固执而缺乏变通的坚持,没有一桩不是预判正确、卓有远见的。

    18日晚我在医院的条凳上坚守到转钟12点多才离开医院。第二天本想睡个懒觉,电话铃又响了,晓莉来电说,爸爸的状态不大稳定,你快点过来。于是匆匆起床,急急赶到医院。昨晚我已通过朋友关系联系到人民医院的一位副院长,要求给予老师一些关照。仙桃籍的夏主任来找我们,告诉说已有好几拨人打电话给他要求对老师的病情予以关注。他本来就是心血管科最具权威的教授之一,有底气让我们放心。他说老师目前的状况仍未稳定,等稍微稳定一些,就要给他做核磁共振,研究下一步的治疗方案。对医疗我们是外行,只能听医生的。我们提出进去看看老师,但被拒绝。大家只能趁重症室开门医生护士进出的时候,悄悄溜进去短暂瞅一眼。中午休息的时候,我趁护士开门的当儿,溜进去看了看老师。只见他平躺在靠近门前的一张病床上,鼻子上罩着呼吸器,处于深度睡眠状况。他睡得很深很沉,就仿佛上甘岭上撤下来五天五夜没合眼的志愿军战士,要把所有的瞌睡都补回来。整个上午,我们不停地向进出的医生护士打听,传出的消息一会儿说有好转,一会儿又说血压陡降,病情颇不稳定。医生数次来找我们谈话、签字。熬过中午,我对晓莉夫妇说,看来白天不会有什么大事,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昨晚你俩熬了一整夜,不如现在回去略微休息,晚饭后来替换我们。明天周一上班,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晚上不能在这儿守候太久。晓莉和周全回去之后,我和老师家的几个亲戚继续留守,其间夏教授几次来通报情况,都是不太好的消息。下午4点多钟,心里记挂爸爸安危的晓莉早早来了。从下午5点到晚上11点多我离开医院,老师的病情既没什么实质性好转,但也没什么特别严重的情况发生。

    20号是星期一,按惯例分行有行务例会。我因在深圳出差一周,要处理的事情较多,忙到很晚才吃午饭。按事先的安排,下午2点多钟我和荆州分行杨勇行长要去东湖大厦拜会在汉参加湖北两会的荆州市市长李建明,请求政府加快推进两湖绿谷项目建设。我和杨行到达的时候,两湖绿谷董事长杨忠洲已等在东湖大厦楼下。三人上楼,刚见到李市长,没寒暄两句,电话铃响了,是晓莉,她在电话里扯着嗓子喊:我爸爸不行了,你快过来呀……我愣了一愣,轻声喂喂,电话却挂断了。与李市长的谈话尚未开头,哪好意思离开?只好在心里祈祷,老师你可千万挺住,一定要等我过来啊。我做出正襟危坐的样子,但焦虑不安却写在脸上,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电话铃又响了,我接通后紧贴耳边,听见晓莉在那边呜咽哭个不停,心里真似有一千条毒虫在噬咬。整个谈话过程大约持续了20分钟,我却仿佛在火山口上被烤了一个世纪。

    气喘吁吁赶到人民医院九楼,顿时感觉到现场沉重压抑的气氛,就仿佛空气已凝固。师娘杨化朝也已到达。她腰椎不好,身体佝偻得严重扭曲,神色憔悴,头发零乱,估计是好几夜没怎么睡好。除了财大经济学院院长邹进文夫妇,走廊里还多了一些陌生的新面孔。刚刚晓莉已陪师娘进重症室探望。见我来,师娘再次提出要随我进去探视。管门的护士坚守岗位不肯放行,我便给早先打过招呼的副院长打电话。这时夏主任过来,示意开门放行,叮嘱要保持安静,不可大声喧哗。我连连点头,按医生护士的要求戴上鞋套,搀扶师娘蹑手蹑脚步入室内。重症室内十分安静,医生护士往来穿梭,几乎所有的病床上都躺着重症病人,头戴呼吸器,顽强挣扎,奋力与死亡抗争。老师仍然平躺在病床上,头戴呼吸器,双目紧闭,沉睡如昨。师娘径直走到家骧老师床前坐下,拉着老师的手,一声又一声地连连呼唤他的名字:家骧,家骧……一位护士过来摆手示意她不要出声。师娘以为要撵她走,连忙哀求说:我不说话,不打扰你们,我就静静呆一会,陪陪他……这时过来一位年轻的男医生,看上去20岁出头,指点我去触摸老师的腹部。老师的肚子鼓得跟充了气的皮球似的。都是血吗?我问。年轻医生将我拉至一边,小声说:你老师不行了,现在是机器仪表在工作,要抓紧料理后事了。我双眉紧拧,疑惑地望着他。年轻医生补充一句道:人已经没得救了,赶紧联系送殡仪馆吧。送殡仪馆?是现在吗?我瞪大眼睛,上下打量他,心里说你个稚气未脱的实习生,说话权威吗?这时夏主任不知从哪儿冒出来,一脸凝重的望着我,语气肯定道:是的,是现在。

    我默然转过身,走到家骧老师床边,轻轻握住他另一只手(左手一直被师娘紧握着),感受他尚未褪去的体温。他面如止水,平静而安详,丝毫看不出曾经历过生与死的痛苦挣扎。我的目光停留在老师鼓胀的肚皮上,揣摩那该死的血管瘤如银瓶乍破的崩裂情形。既然彩超也不能直观呈现,又怎能苛求医生凭肉眼及时准确地得出结论?如果是周一上班时间会如何?及时做核磁共振,马上上手术台,老师兴许能活下来。当然,也可能长眠于手术台上。生死由命,都是老天爷在掌控。记得张寄涛教授在留给后人的遗言中曾说,在唯物主义者看来,少活十年,多活十年,并无本质的区别。不过中国还有句古话,叫好死不如赖活着,我倒是期望老师能多活一些年,哪怕苟延残喘,活得狼狈难堪些。记得2010年老师查出患血管瘤那次,我从汉口赶过来的时候,已是晚上11点多钟,明显看出老师神色紧张。人离死神越近越依恋人生,这是本能的渴望。2012年隆冬的某个上午我去中南医院看望病重的杨永涛老师,当时他泪眼模糊,声音哽咽道:每天只要看到太阳从窗边掠过,我就很开心很满足了。我69岁的岳母因患胃癌行将离世之际,曾经说只要我活下来,情愿回老家天天捡垃圾。我爷爷70多岁后身体每况愈下,“我咋不死的”是他常挂嘴边的口头禅,但当他真正生命垂危时,却哀求我母亲四处求神拜佛让他多活几天。我92岁高龄的奶奶死于2001年正月十一,我回济南时到床前跟她道别(那时我在山东筹建济南分行),她紧紧抓着我的手不肯松开,就仿佛我是能拯救她生命的最后一根稻草,她细若游丝的呜咽声至今犹在耳畔:安培,我不想死。……老师的发病如此突然,事先并没有任何征兆,他还完全没有升天的任何心理准备啊。他一定还有很多的话要跟我说,有很多的后事要交待,有震古铄今、感人至深的临终遗言要表达,他怎能就这样懒懒睡去,再不睁眼醒来。……

    年轻的男医生又来催我,将我的思绪从飘渺无际的虚幻中拉回现实。我搀起师娘,老人挣扎着不肯离去,反复念叨说我不吭声不吭声,不打扰你们,就多坐一会儿,又眼含热泪充满哀求地望着我说,我得在这儿盯着守着,我要一离开,他们就得把管子拔了,家骧就完了。

    我嗓子眼里咕噜作响,有一种又咸又热的浑浊物体从喉咙里直往上窜,冲击着我的鼻腔和眼眶。我招呼来好几个医生护士,生拉硬拽,总算把师娘架出了重症室。走廊里的亲友们把我和师娘团团围住,屏声静气等着我发布消息。我招呼晓莉和邹院长站到跟前,平复一下心上的波澜,压低了嗓门道:从生理学的角度说,老师已经去世。医生已正式通知我们打电话给殡仪馆派车。现在需要商量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经过一天多极度焦虑的折磨,在场几乎所有人的心理已有了足够的铺垫。一走出重症室的大门,师娘便像换了个人似的,显得镇定而坚强。她说,家骧在世时我们商量过,死后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火化前不发讣告,骨灰撤入长江。短暂的沉默后,我首先表态说,我很敬重老师的人品,那就遵循老师生前的遗愿吧。大家没有异议,于是分工由晓莉夫妇负责通知主要亲属、办理医院相关手续、与师娘一起准备老师入殓的穿戴、遗像之类;关于外宾接待及有关丧葬火化的一应事务,则由我来搞定。交待完毕,大家当即分头行动。我和邹院长乘车回中北路分行本部,叫上办公室主任周斌,到隔壁的“山乡人家”草草叫了点东西,一边吃饭,一边将殡葬的主要环节梳理一遍。开车返回医院时,殡仪馆接老师的车子正好到了。家骧老师的遗体被包裹着送到大厅,我和邹院长赶忙上前协助将老师抬上车子,而后随同晓莉夫妇等一起将老师的遗体送往武昌殡仪馆。

    与老师告别的日子定在22号上午8时。中间只有一天准备,多亏了能干的周主任,他找了一家经营殡葬的专业公司,负责安排一切。记得1991年9月23日,我另一位德高望重的硕士导师侯厚吉先生去世时,火化也是在这家殡仪馆,当时因不懂“潜规则”,一直老实排队,见好久没轮到导师,去打听才知道要买烟疏通。烟一送到,导师立马就进了火化炉,转瞬间就传来吆喝声说导师的骨灰到了,速度之快仿佛变戏法似的令人难以置信。坐车回来的路上,侯先生的孙子仰天长叹说,我爷爷这辈子终于不用再求人了。20年过去了,我早已不是当年大学书斋里的书呆子,这些年走南闯北,经历了太多的人情世故,这样的场面已能从容应对。事情都安排得井井有条,老师远在甘肃的弟弟张家昌先生一行也到了。只有一件事情我拿不定主意,需要师娘和家昌先生一起斟酌,即老师火化后的骨灰寄存问题。最终大家采纳了周主任的意见,暂时寄存于归元寺骨灰安放处,待来年清明或某个特定的日子洒入长江。

 

    三、“率马以骥”,以骏马率领马群,喻贤者为众人表率之意。家骧老师德行高远,绝对配得上这番赞誉。

 

    22号这天我5点多钟就起床了,以至于赶到武昌殡仪馆因时间太早而在小车里打了个盹。7点多钟,老师位于“天福厅”的灵堂布置妥当。鲜花丛中,家骧老师的半身彩照神采奕奕,两边的挽联以电子彩屏显示,左联是“一代师表率马以骥”,右联为“厚德载物上善若斯”。“率马以骥”语出杨雄《法言•修身》:“或曰治己以仲尼,仲尼奚寡也?曰率马以骥,不亦可乎?”以骏马率领马群,喻贤者为众人表率之意。老师名曰“家骧”,“骧”乃好马。老师德行高远,熟悉他的人无不敬仰他的人品,绝对配得上这番赞誉。记得侯先生当年去世时,家里曾收到很多挽联,印象较深的有农经系黄希源教授、经济学系谷远峰教授等送来的挽联(参见我于1992年9月10日在《中南财大校报》上发表的怀念侯先生的连载文章:《抹不去的记忆》)。侯先生女儿侯孝琼代父自拟的挽联至今令人难忘:“撒手亦无它一梦乍惊丁令鹤,回首应有憾遗篇留待后归朋”。当时读“后归朋”三字,颇有点毛骨悚然的味道。这次家骧老师去世后消息未向外透露,师娘又刻意隐瞒,自然不可能收到挽联。这实在是令人扼腕的永远的遗憾。老师的胞弟张家昌先生曾任甘肃省广电局局长,正厅级,也是上等的文豪,他在马年春节及元宵之夜给我的手机祝福信息中有“路向前程行色壮,春在心头马蹄轻”、“东风夜放花千树,嫦娥凭栏动乡情。低处自有万般暖,多情燃红元夕灯”等佳句。在给老师草拟挽联时我曾诚恳征求家昌先生的意见,先生以一句“只有你这个学生才有资格做这个挽联”相推却。因为周斌主任发给我的殡仪馆备选挽联皆不合意,无奈我只能硬着头皮上位献丑。好在老师之前已有交待,一切从简,不讲排场,以我这等资历浅薄者来拟挽联,正符合老师一生坚守的低调做人原则。

    虽然封锁消息,但得知消息的人士也颇不少。恩师生病期间,财大党委书记张中华及新任校长杨灿明都曾到老师家中或医院探望。老师住院次日,中华书记还亲自打电话给人民医院请求给予一流救治。简要的告别仪式定在8时30分举行。除了老师家里的主要亲属,来得最多的是原经济研究所一班老员工。夏兴园教授是到场年龄最长者,已80多岁,看上去精神矍铄,气色不错;学校原党委书记徐敦楷,原学工部干部胡江滨,从事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已有多年,算是准研究所人士;资深编译白大丰教授、年初痛失爱夫的汪家凤老师、经济学院邹院长夫妇、学位办卢现祥主任等难以尽数,都是我15年前的老同事老朋友。也有极少数来宾面孔虽熟,却一时叫不出姓名来,显示我大脑记忆功能已严重退化。8时30分,家骧老师的遗体准时运到灵堂。哀乐声起,默哀毕,大家排成长队缓步走到鲜花簇拥的老师身前鞠躬告别,所有人都是泪眼婆娑,神情肃穆……

    因为有专业公司主导运作,火化进行得非常顺利。家骧老师享用的是火化专炉,不必担心骨灰混杂。目送老师被推进火炉的一瞬,我的鼻子禁不住又有点发酸,一旁的邹院长竟哭出声来。他并不是家骧老师的真传弟子,却与老师有种天然的超越师生关系的深厚情谊。天性善良的人心是相通的,《三字经》里“性相近”三字是最为贴切的注解。我因上午10点要参加总行一个重要的视频会议,遂将周主任留下在现场照料。随同邹院长一起乘车出殡仪馆返回途中,我给手头上有电话号码的诸多同学——欧阳卫民、梁文军、姜旭朝、陈祖方、杨武、汪明、马华、黄罗俊、查道林、王能应等(中南财大经济研究所历届中国经济思想史专业硕士生)群发了如下的短信:

 

    我们敬爱的恩师张家骧教授于1月20日下午18:02分辞世,今早9:02分火化。遵从导师遗愿,未开追悼会,也未有遗体告别仪式,未通知亲朋好友,骨灰将安放于归元寺,初定2015年清明撒长江。

 

    短信发出未久,很快有回信来,或表示惊讶和哀痛,或责怪我封锁消息没提前告知。我没有做更多的解释。当天是腊月二十二,举世闻名的春运早已启动,南来北往的火车飞机票日渐紧俏。我、晓莉和师娘都不想让同学们犯难。我有充分的底气相信大家会原谅我体谅我,因为他们与我一样,深知老师的为人,一生为他人着想,甚乃死去。

 

    四,我坐在车上凝神不动,就仿佛失去灵魂的躯壳。我们这一代人,距老先生们的确相差太远。相比他们的高尚品格,我们真的是太世俗太污秽太狗屎了。

 

    在我50多年的人生路上,从小学到大学到念硕士博士,曾与许多老师结缘,他(她)们中的任何一位都值得我以专文和专著来回忆和纪念。但若要以阶段论,记忆最深,感触最多,最有写作冲动的,要首推我1984-1987年在中南财大念硕士时的四位硕导:侯厚吉、吴其敬、张家骧和杨堪教授(参见《中南财大校报》1986年9月10日拙文《严师良友》)。他们是一个群体,既有共同的高尚品格,也有各自不同的人生经历,更有迥异鲜明的独特个性。我21岁上大学,但人生成长最关键的几步,身心获益良多的时段,无疑是从1984年9月我重返中南财大念硕士,到1998年10月离开财大“投笔从融”下海进深圳发展银行之前的这15年间。

    硕士研究生学制3年,眨眼之间,如白驹过隙。凡念过硕士的人都知道,三年间最大的收获未见得是专业知识的耳提面命,最主要还是在学习研究的方法上。专业之外,各专业的老师还会以他们的言传身教,教给学生一些为人处事的行为准则,那些“金不换”的人生本领,因导师的德行厚薄而区分高下。中国经济思想史专业的四位导师是研究生楼里公认的最有名望的群体之一。念硕士3年,毕业留校11年,我因聆听四位导师教诲的时间最长,身心获益最多,一直是师兄弟妹们艳慕的贫嘴“张大民”(典出电视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

    四位导师共同的特点之一是心地善良,行事低调,做人做学问谦逊礼让,从不咄咄逼人。1989年“六四”学潮闹得最凶的时候,我已硕士毕业留校,时任所长的家骧老师天天都到我住的宿舍来,告诫我督促我致力于专业学习,不可颓废,也不可强龙出头。中国经济思想史学术圈虽小,却高人云集,高人与高人之间在学术看法上常有歧见,争论交锋过于激烈,就难免擦枪走火,久而久之,就会有感情伤害。但无论是中国社科院、北大、北师大,还是上海财大、复旦、武大,对中南财大这四位老先生始终是众口一词交相称赞。1986年12月我第一次参加学会年会,为准备发言家骧老师几乎熬了整整一通宵,大会发言时数他最客气最谦虚,以至于到场的诸多学生都觉得他过于迂腐客气和啰嗦。后来在这个学科呆的时间长了,才渐渐体味到老师们的一片苦心。20世纪80年代中期,学术界围绕晚清人物王茂荫的货币思想曾经展开一场争论,侯先生的观点也被点名批驳。侯先生是资深货币理论家,对争论所涉问题有独到见解,但他宁肯把自己的精辟观点拿来与学生们分享也不愿加入已渐有火药味的交锋。只有我路见不平按捺不住冲动。侯先生对我说,文章可以写,介绍歧见,提出自己见解,语气要尽量平和,切忌点名和以反驳方式。《关于王茂荫货币思想的歧见介评》一文后来发表在《中南财大学报》1986年第6期,在这篇普通文章的背后,隐含着老师们的做人准则(backstory,电影专业术语:幕后故事)。财大学富五车、有名望的导师不少,很多高寿的教授逢到70、80岁生日时,膝下弟子多会以此为由相聚祝寿,出版专集文集已成惯例。家骧老师80岁时,我们专业的学生也相互商议想给老师办个生日会,出一本纪念文集。家骧老师很严肃地摆手拒绝了。他说我上面还有吴老师在,岁数比我大,杨老师也与我同岁,再说这些年自己也没出什么像样的成果。我们遂提出新的方案,说不如我们把三个老师请来,以中国经济思想史专业的名义聚个会,出一本集子,既有回忆侯先生的内容,也可挑一些老照片,写一些怀旧文章,也算是一个纪念。家骧老师仍然摆手说不,把头摇得像货郎鼓一般,大家只得怏怏作罢。

    四位导师另一个共同的特点是淡泊名利,较少物质欲求,宁可自己受委屈,也不愿给别人添麻烦。2009年6月我回武汉主持分行筹建,分行开业后机构网点拓展较快,规模扩张需要人力支撑,常会登报招揽人才,财大得知消息的校友以我和家骧老师的特殊关系,常托他向我举荐人才,但老师一概婉言拒绝。他关心我的业绩表现和工作安稳,怕我碍于面子而降低门槛。平时电话问候他才聊几句就让我挂断,再三声明有事我会找你,不打电话你表明我身体很好。回汉四年记忆中只有两次晓莉主动打电话找我,一次是2010年10月老师查出患血管瘤住院,再一次就是这次因血管瘤破裂去世。

    与会计、财经、金融等热门专业相比,我们专业的学生与老师们大聚的机会较少,但我们对老师们的敬重绝不逊色于任何专业的学生,是真正出自内心发自肺腑的。侯先生去世早,吴老师较早病退,杨堪老师的行政编制一直不在经济研究所(在政法系),因为这些原因,使得我们与家骧老师的接触相对多了一些,但在我们内心深处,四位导师始终是一个整体。我们对家骧老师的深厚感情,实际也包括了对四位老师的深深崇敬之情。

    四位导师中,侯厚吉先生年纪最大,去世也早。他曾是毛泽东的小学生,是马寅初主编的“世界经济论丛”第一本著述的撰稿人,“世界船王”包玉刚曾找他借钱。仅在20世纪30至40年代初的十多年间,他个人独著、与人合著的著作就有7部,500万字。1949前全国解放前夕,他以“拳拳赤子之心”满腔热血回到祖国怀抱,当时的身份是香港丰华贸易公司副总经理。回国未久,他的亲哥哥(曾任国民政府岳阳市市长)被镇压。从20世纪50年代到文革结束近30年间,他写得最多的是没完没了的检讨、说明和交待,仅有的公开出版物是一本6万字的关于人民币流通的小册子。侯先生晚年家境一般,建国后尽情享受研究和工作乐趣的时段只有20世纪80年代前后不多的十来年。1991年9月侯先生溘然长逝使我的人生观发生很大变化,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我放弃最需要我的专业,“背叛师门”南下“从融”的一个重要动因。记得当年我把想离开财大进银行的想法向家骧老师汇报时,有好几分钟师生间默然无语,气氛尴尬。由于心怀惭愧,很长一段时间我不敢正视家骧老师的眼睛。

    吴其敬老师排行第二,今年已是93岁高龄。张家骧老师去世未久,我特意抽时间去看他。记得2009年6月我刚回武汉时,也曾经登门看望,当时拎了点水果,捎带一点点武商购物卡。我离开后,他即托家骧老师把卡退我,并转达说来看我欢迎,再要拎东西的话就给扔到门外去。老人家性格倔强,干脆果然,爱憎分明,有时候让人觉得颇不近人情。老人家见到我很是兴奋,讲起家骧老师的去世,浊泪顿时涌出他的双眼。我忙将话题岔开,问他最近可有什么成果,他当即拿出近期完成的三篇文章给我看。类似的文章之前我已看过,基本都是围绕公有制和市场经济这条主线展开。受过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熏陶的吴老师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有独到见解,曾经把主要观点以书信形式投寄给中央最高层领导。吴老师因患较严重的肝病,在我1984年9月入校攻读硕士研究生未久即处于半病退状态。大多数人包括他自己未必知晓他的生命力会如此顽强。30年来病魔奈他无何,这当然是有原因的。首先,他有内心长期坚守的重精神轻物质的信念。晚年的他甘于清贫,谢绝一切对外交往,对物质生活的要求几乎为零。他关心国是,忧国忧民,虽然病魔缠身,仍潜心学问,孜孜不倦,执着地要为国家的强大和少走弯路献计献策。他每天的生活极有规律,每天很早起床锻炼,早饭后小睡,而后起床读书看报,每晚很早上床,收听过新闻联播后即闭目养神,在沉思冥想中入眠。吴老师拖着瘸腿兴致勃勃地拉着我四处翻找文章复印件的时候,我也四处张望了一下:小两室半一厅的房子,大概是30年前的简单装修,早已陈旧不堪。家里没什么像样的家具,卧室靠墙的立柜上有一台老式电视,空调是老掉牙的窗体机,嵌在高高的墙上。卧床的枕头边有个稍大点的收音机,转扭被拧得光滑明亮,一望而见是他最主要的精神伴侣。这样简陋的居住条件,让我呆一天也是一种煎熬,但老师却乐在其中,精神抖擞,浑身充满了正能量,绝没有那种坐等灯干油尽的感觉。(谭正璧说,如果没有诗词歌赋,注重精神欲求的知识分子便很难在饥寒交迫中度日。看美国电影《为奴12年》,很理解那些白人为什么要煞费苦心地花钱请人给黑奴们念《圣经》。精神的充实胜于物质,信念的力量无坚不摧,谁都懂的。)吴老师拉我坐在身边,让我告诉他熟悉的学生们的消息。他耳朵不好,我就扯着嗓子,扳着指头如数家珍,他则裂开满嘴无牙的嘴巴,孩子般开心地大笑。从吴老师家出来良久,我一直坐在车子里低头沉思,就仿佛一具失去灵魂的僵尸。我们这一代人,距诸如吴老师等老一辈先生们的品格,的确是相差得太远了。相比老先生们纤尘不染的高洁,我们真的是太世俗太污秽太狗屎了。

    纵览古书,对历朝历代清高守节的知识分子无不敬仰,以古为镜,很容易照出现代如我之徒的差距。为了物质生活更优越一些,我们常常不得不去做内心并不情愿的事。我们屈从于很多“潜规则”,自我放浪,随波逐流,曲意逢迎,嫌贫爱富,大酒大肉,高谈阔论。在老先生们慎独自守的时候,我们却围坐在烟雾缭绕的麻将桌边和灯红酒绿的KTV房,通宵达旦,两眼通红。我们找很多理由为自己开脱,在这个充满戾气、物欲横流的社会,我们面对的诱惑委实太多。“举头三尺有神明”,其实我们内心深处也知道这不过是自欺欺人,不值一驳。

    我的另一个硕士导师杨堪教授,与家骧老师同岁,可能比家骧老师小月份(家骧老师4月生人,杨老师大约是7月生人)。他应该是四位导师中家庭状况最好的,夫人张梦梅是中南财大法学院知名教授,曾经担任过系主任。两位老师的子女安排也相当好。杨堪老师的耳朵几乎失聪,视力下降也很厉害,一度颈椎也不太好,但身体宏观上还算不错,内部主要“零部件”都能正常工作。春节间我到他家探望时,从进门起老师就一直紧握着我的手,生怕松开我就会起身告辞似的。虽然听力有限,但问起同学们的情况同样是没完没了,脸笑得跟花似的。我硕士毕业留校后未久,因种种原因,几位老师再没有联名发表过科研成果,家骧老师主持了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中国货币思想史研究》,率我们一帮学生完成了侯先生未竟的事业;另有一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在中国的传播运用与发展》,家骧老师担任主编,因出版仓促,老师很不满意,一直想修订再版,最终未能如愿。杨堪老师也接连出了好几本书,但多属法学领域,诸如中国法制思想史之类。杨堪老师的妻兄张晋藩先生是中国法学理论界泰斗,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所以杨堪老师夫妻俩在法制史领域也颇多建树。后来因颈椎病发得厉害,视力也严重下降,无奈只能搁笔。在这方面,几位导师都特别敬佩和羡慕身体康健、才气和精力超人的赵德馨教授,虽然年过80,依然身板硬朗,才思敏捷如昨。念硕时杨堪老师跟我们授课最多,课间休息时师生之间常常天南地北地邪批乱侃,亲密无间。我留校后杨堪老师曾有意我转法制思想史研究并指导我攻博,因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室人才匮乏只好作罢。

    我1987年6月硕士毕业,彼时经研所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室挑大梁的只剩下家骧老师一人,当时他仍然担任所长。我毕业留所,又属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室,领导、老师加同事,与家骧老师朝夕相处,时间一长,渐有一种超越师生关系的不同感情。虽然我1998年10月离开中南财大,一走15年,但师生间的这份情感随着时间的推移没见淡薄反而愈益深厚。等我走南闯北转一大圈重回武汉,老师已俨然视我为他家庭的一分子,而我自己,也真正有游子回归的感觉。生父万国雄于我有养育之恩,但真正教给我为人处事诸多本领的,则是宛若教父的家骧老师。

    我见过家骧老师年轻时候的一些照片,看得出他年轻的时候非常帅气。他很有才, (没才哪会被打成右派?)老天爷却偏偏不给他崭露头角的机会。他曾跟我们讲述当年在乡下劳动时的情景,才40出头,老乡们就把你当老人了,言下之意是他显老。老师有一袭络腮胡子,平时腮帮子总是刮得一溜青光,我推断那时在农村可能没时间没心情料理,总显得胡子拉碴的。在认识老师的30年间,记忆中除了看书写字,未见他有什么特别的业余爱好,包括体育锻炼。四位导师都健在的时候,他们一天中最幸福的时光似乎是下午4点多钟去到所里聚会,在那儿呆上个把小时,取上报刊杂志,5点多钟下楼,而后遛达徘徊在马路上窃窃私语,有永远也说不完的悄悄话,成为财大校园里一道独特的风景。起先是四位导师加张寄涛、夏兴园教授,后来聚堆的人渐少,直至从人们的视野里消失。家骧老师酒量不大,一度非常嗜烟。那时候公共场所并不禁烟,开半天会,他座位边的烟头就是一地。侯厚吉、张寄涛教授先后去世,病因据说都与较长的烟龄有关,内心恐惧的他从此戒烟。他生于北方,饮食上偏爱面食。我在北京工作时曾请他去北京小住(2004年),离京时他说在北京最大的幸福是过足了吃面食的瘾,后来我回武汉出差到北京和山西,就特意给他带大得像面盆一般的大馒头。关于男女寿命,家骧老师曾很风趣很经典的概括说:女人在更年期狠不得把男人折磨至死,等过了更年期,女人们就越活越带劲,而男人们则普遍日薄西山,气息奄奄。

    家骧老师性格平和,脾气好,但也不是饮玉汁琼浆的上界神仙,也有犯急来火使性子的时候。不过30年仅见一次,印象也特别深刻。那是26年前的1987年4-5月间的事情,老师当年60岁,为我山东籍同窗姜旭朝的硕士毕业论文写作发过一次火。姜兄才华过人,精力极充沛。农经84级研究生兰海林请他代拟一文,3000字,300字一页的稿纸,计10页收尾,一气呵成,一字不多,一字不少。他投稿似乎从不打草稿,午休时心血来潮,从床上一骨碌爬起来伏案疾书,当我们睡意惺忪揉着肿眼泡上厕所去洗脸间时,他已怀揣鼓囊囊的信封奔火车站邮局投稿去也。当时侯先生正谋划撰写大部头的《中国货币思想史稿》,想让我们以写硕士论文的形式参与,给他分了汉代司马迁的人头,让他写《司马迁的货币思想》(我的题目是《白居易、元稹的货币思想》)。姜兄点头应诺,撸起袖子立马行动,一个中午就大功告成,完成初稿,惊得侯先生目瞪口呆,自此打消念头任他自拟选题。姜兄对孙中山极有兴趣,就提出来写孙中山的经济思想。在四位导师合著的三卷本《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稿》巨著中,孙中山一章为家骧老师所撰。可能家骧老师对姜兄过人的精力才华与侯先生一样不甚了解,也可能老师惯于稳重的传统思维对姜兄快如夸父追日的速度不大适应,总之某日下午家骧老师来宿舍检查姜兄的写作进度时,见他不在宿舍,就在他草拟的写作提纲边上情绪激动地写了一段话。老师临走时声色俱厉地让我一定要把纸条给姜兄看。我从未见老师脸色如此铁青,也从未见他如此光火。看过纸条,我的第一个下意识的动作是抓起纸条揉成一团塞进了裤口袋。要知道姜兄可是典型的山东大汉,室友们公认的姜大炮,引信一旦点燃可不得了。姜兄锻炼身体回来,我尽量轻描淡写地说,张老师刚才来过,看了你的提纲,似乎有点不大高兴。你最好找时间上门与老师勾兑勾兑。我没有把老师留纸条的事情告诉姜兄,家骧老师事后可能洞察到了,那时他的激动早已平复,对我没有把纸条给姜兄看保持沉默。若干年后回忆起这段往事,老师笑着说,小万你是对的,连我都能犯急,印证了那句格言“狗急了也能翻墙”此话不虚。一急二急,顶牛就不稀奇。毕业后姜兄回山东大学任教,未久即出任山大金融系主任,才华横溢的真面目得以充分体现。现在姜兄是青岛海洋大学支柱型资深教授,这段往事也成为缅怀恩师的珍贵记忆及我与姜兄间相互调侃的笑谈。

 

    五、经历过如此之多的苦难,家骧老师依然对这个社会没有一丝一毫的怨言,他博大的胸怀,有如太平洋海水般宽广和深邃……

 

    我的博士文凭是在财政部财科所研究生院拿的,导师是曾经担任中南财大校长十年之久的何盛明教授。我曾在很多场合说,我有两个性格命运迥然不同的导师,是指导我人生旅行的AB面。一个博士导师何盛明,40岁出任中南财大校长,春风得意,生活潇洒,尽享人生惬意,至今仍生活得逍遥自在;另一个硕士导师张家骧教授恰好相反,一生历经坎坷,令人唏嘘,少年时代远走他乡,年纪轻轻被打成右派,经历了那个年代青年才俊所能遭遇到的所有苦难。文革结束后返校,苦难仍然没有完结,晚年本该享受膝下子孙环绕的天伦之乐,却不料晴空起霹雳,最为宠爱的小孙子又惨遭不幸。这些沉重的打击宛如重锤般击打着他脆弱如晚年日瓦戈的心脏(日瓦戈,电影《日瓦戈医生》中的男主角,晚年的日瓦戈回到莫斯科时,检查他身体的医生为他支离破碎的心脏尚能支撑其生命倍感惊讶),似乎在考验他的生命所能承受之重。逆来顺受如我辈者也不禁要怒目苍穹,质问老天爷何以如此不公。

    但家骧老师却不以为然。世界给予他的苦难太多,他一生未见得有多少放声大笑尽开颜的欢乐,但他却从无怨言,更不要说尖刻偏急的言论。他待人真诚,与人友善,凡事替别人考虑,不愿给人添一丝一毫的麻烦。这些年我走遍了大半个中国,也见过不少经历曲折、阅历丰富的长者和名流,但要说有哪个人经历了如此之多的苦难却依然对这个世界充满热爱,对身边周围的人充满仁爱,除了家骧我师,我找不出第二人。

    也许是中国经济思想史专业相对较偏,历届招收学生不多的缘故,毕业后本专业的学生们已然形成一个小圈子,保持着较紧密的联系,相互之间的信息沟通还算充分。大多数学生毕业后都没有从事本专业的研究工作,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总体表现也算不错,这成了老师们最大的骄傲。外地的学生只要来武汉,大多会到老师家去探望,去得最多的当然是家骧老师家里。家骧老师家里就好比一个信息平台,供大家分享。诸如欧阳卫民去广州当了副市长、查道林调北京工业大学做了财务总监,梁文军成为建始籍国家主权派画家之类。家骧老师的一只眼睛已经全盲,另一只眼的视力也仅剩可怜的0.2,但他仍然乐此不疲地注意从报刊杂志和广播电视等多渠道收集弟子们包括本专业同事的信息。他对我们这些弟子的牵挂和念想,与独守孤灯的父母牵挂远行失联的游子没有任何的区别。

    家骧老师与中国经济思想专业部分学生在一起。左起第一人为王能应,左三邹进文,左四胡江滨,右起第三人为湖北人民出版社资深编辑陈晓东,右起第二人查道林、第一人李竞元。

 

    六、我把写作此文当成与家骧老师的喃喃私语。我想把文章尽量拉长一些,这样我就能多一些与老人家的沟通交流。每多写一字一句,我躁动不安的心就平静一些……

 

    春节一过,经过短暂喘息的我随即投入周而复始东奔西走的操劳。面对“五连冠”的压力,我必须凝神聚气,保持高度的精神集中。我真的很想每个月抽点时间到吴其敬老师、杨堪老师和夏兴园老师家里坐坐(1991年侯先生去世时,追悼大会上的悼词是我所撰。汪行远副校长在念悼词时声情并茂,催人泪下。因悼词太长,颇多年迈的老教授几乎无法坚持站立。1994年11月我作为中南财大第一批破格教授人选被推荐上评审会参加票选,为我做推荐人的夏老师在介绍完我的科研成果后,又特别说小万还有一个特点是多才多艺,全面发展,他发表过小说,创作过诗歌,侯先生去世当年的悼词就是他写的。夏老师滔滔不绝的游说非常成功,负责监票的吴俊培教授即后来的财大校长与我家比邻而居,当天中午一回家就主动上门对我说,恭喜你,你小子行啊,到场的老教授几乎都投了你的票。事后才知道这一切都是敬爱的夏老师的功劳),也很想去陪孤独的师娘多聊聊天,但这永远没个尽头的应酬和越背越重的指标,就仿佛《西游记》里托塔天王抛出的捆仙索,越挣扎就套得越紧,令我不能遂愿。

    家骧老师的去世就仿佛一片沉入湖底的树叶,既没能发出声响也没冒出个泡泡,更不要说引发人们的心灵震荡。从确认家骧老师离世的那一天起,我就在心里立誓对自己说,过后一定要写一篇长一点、像样点的悼念文章,贴到博客或拿到母校的校刊上去发表,以给关心怀念恩师的师长学生亲朋好友有个交待。特别他去世前后的那些细节,一定要尽可能地还原再现。我没有大块的时间可以利用,只能趁出差乘飞机坐高铁或开会休息的缝隙“挤牙膏”似的一点一点地堆砌。我把文章写得像郊野里从未爬梳整理过的瓜蔓和角藤,东拉西扯,缺乏头绪,既琐碎又臃肿还缺乏关联,为什么我不愿去繁就简?这一方面固然是因我作文布局的能力所限,或所谓的敝帚自珍,更重要的,乃是我在写这篇文章时,就已经将其视为与家骧老师的沟通与交流。就仿佛与他相对而坐,喃喃低语。每多写一句,我躁动不安的情绪就平静一些。我想将文章尽量写得长一点,这样我与老师单独相处的时间就多一些。我希望各位前辈各路高人看在家骧老师去世仓促、未曾打扰的份上,能体谅我的初衷。

    逝者长已矣。家骧老师已经去世,再长的文章,再多的言语也无法表达我内心深处的怀念之情。我希望敬仰和怀念家骧老师的亲人校友们都能从财大校刊或我的博客上读到这篇拙文。一想到大家屏声静气捧读拙文的情景,我心里顿时升上来身为家骧弟子的无限幸福、无比自豪与骄傲。……(2014年3月28日完稿于湖北武昌宏城金都,3月29日改定。)

 

(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政治系77级本科生,现为平安银行武汉分行行长、第12届全国政协委员。)(原载4月7日第471期校报5-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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