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李贵连教授漫谈近代中国法制研究与反思

    新闻网讯（学生通讯员 朱爽爽 学生记者 刘君宇 李倩彤）法治是什么？人治与法治该怎样划分？11月5日晚，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华中科技大学特聘教授、法学院博士生导师、我校69届法律系校友李贵连在文泓楼报告厅带来题为“从贵族法治到民主法治——近代中国法治研究与反思”的讲座，穿越历史探寻法治发展的足迹。参加本次会议的有法律史全体教师和部分同学。会议由我校法律文化研究院院长陈景良主持。

    首先，李贵连与大家探讨何为“法治”。他说，“中国自古以来以法治理国家的，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法，因此也具有不同的治。” 近代中国开始使用西方式法治的时间，大约是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最有代表性的是晚清沈家本的宪政法治思想、章太炎批评议会制度却欣赏西方法治的矛盾论、孙中山从民主法治到党治的转变等等。事实告诉我们，法治这东西是八面玲珑的。它可以和君主同居，也可以和民主结合，还可和独裁握手。

    接着，李贵连将法治在中国的历史渊源及发展演变作为核心议题,突破对“法治”概念的神圣化和简单西方式定义,提出法治按照其发展阶段，应分为“贵族法治”、“帝制/官僚法治”和“民主法治”三大类。第一，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规则规范之治是通常所说的“礼治”，这种礼是一种规范规则，用“礼”这个字来表述，规范贵族的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贵族法治。第二，法治转型，源于两次社会转型。第一次转型从春秋开始，大体到汉朝由汉武帝完成，“废分封立郡县”，上下级官僚政治打击血缘贵族，贵族法制转为是君主法治、帝制法治、专制法治，也可以说是官僚法治。第三，要说的是第二次是1840年以后的中国社会转型，到现在还没有完成。这是因为这个“转型”所转的“型”，大部分不是中国本土烧制的“型”，而是西方贩来的洋“型”，比第一次转型困难。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清王朝被推翻，即使民国建立，而民主政治并没有随之建立起来。

    谈及法治问题的三个争议时，对于人治与法治的争议，李贵连教授强调自己并不支持“人治”这一说法。“人治这个概念很模糊，纵观历史君主，谁不是双手血债？岂能谈君子之治呢？”二是改“法律儒家化”为“儒家思想法律化”。他指出，若然把法律分为规范政治生活和规范民间社会生活两部分，说儒家思想放进政治生活是说不过去的，法家思想明显是大宗，因此法律并没有儒家化。三是关于“Rule of Law”的中文翻译，中国固有的“法治”很可能存在着内涵完全不同的现象。

    最后，李贵连用《团结就是力量》的一句歌词“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作结语，说道，“由贵族法治转为君主法治/帝制法治/专制法治/官僚法治，再转为民主法治，这应该是我国的法治之路。”

    讲座结束时，陈景良表示，法律人用深邃眼光，穿越历史再展望未来，国家的治理和社会的变迁都与法治模式息息相关，中国的法治模式还需要反思和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