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警察”古远清

    乍看这个题目，以为姚文元又卷土重来了，其实，“学术警察”与姚文元打棍子完全是两回事。

    “学术警察”一词，据陈平原在《告别一个学术时代》（《中华读书报》2011年2月16日）考证，出自哈佛大学教授杨联升之口。1945年，杨氏恭贺胡适出任北大校长，并为中国史学的发展献计，其中有这么一段话：“出版一个像《史学评论》一类的杂志，特别注意批评介绍（书籍文章都行。中国需要很多像伯希和一类的‘汉学界的警察’。）” 这里说的“汉学界的警察”，是指维护学术的神圣，敢于和剽窃、造假、吹捧等不正之风作斗争。在送别樊骏时，陈平原给樊骏封了“学术警察”这样一个雅号。他认为：推动学术的发展，主要不是靠政治权威和大众传媒，“而是学界及师友间的互为‘诤友’——互相敬畏，互相监督，互相批评。在此意义上，我们需要各种外在的以及内在的‘学术警察’。”

    由此想到远在武汉的古远清，也是一位不为人们所注意和重视的“学术警察”。他和樊骏不同的是：名气和贡献没有樊骏大，且不在首善之区工作，长期在一所没有中文系的大学任教，难怪发行量达40多万册的《借我一生》这样贬损古远清: “他长期在一所非文科学校里研究台港文学，因此我很清楚他的研究水平”。

    之所以敢把“学术警察”这顶帽子送给迈进古稀之年的古远清，是因为：

    一是他敢向号称“文化昆仑”的名人打假。如在评那位名人的他传和自传时，多次指出其诸多伪造自己历史之处，由此被对方告到法庭。

    二是敢于向学术权威挑战。最明显的是对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少数民族研究所共同主编的十卷本《中华文学通史》，他接连写了《请再多下一点“水磨功夫”》、《破绽甚多的〈中华文学通史〉》进行纠错，这无疑需要极大的学术勇气。众所周知，该书主持者时任《文学评论》主编，又是国家社科基金文学组总负责人。向这样的名人“开刀”，按世俗之见，这无异是堵住自己今后申报课题和上“文评”的门路。但古远清不考虑这些，被评者也很有风度和雅量，还专门去信向其表示感谢，两人还由此成为诤友。古远清告别杏坛后，于2006年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海峡两岸文学关系史》，就顺利通过和结题。

    古远清这位“学术警察”的指挥棒不仅指向“文化大师”，也指向其他学者。如他在《文汇读书周报》写的《请勿“补划”右派》，就指出叶永烈《反右派始末》、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包忠文主编的《当代中国文艺理论史》和杨守森在《文学评论》发的论文，均把所谓“修正主义者”巴人、宗璞当成“右派”的谬误。

    俗云：剃人头者人亦剃其头。古远清出版的《台港朦胧诗赏析》、《台湾当代新诗史》，因意识形态不同，更由于搜集台湾文学资料的不易，出现一些误植，遭到对岸“学术警察”的痛批。古远清对此采取豁达的态度：“不批不知道，一批做广告。”在欢迎对方批评的同时，坚守“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一部分”的底线，同时接受纠错的批评。在再版时，将史料的误差全部纠正过来。他和台湾一再为文批评他的向明、刘正伟、落蒂等三位诗人不打不成交，后来成了好朋友，在海峡两岸文化交流史上传为佳话。

    在这个急功利的年代，在拉帮结派的文坛，陈平原说，“学术警察不仅没有成为榜样”，反而常常遭受误解，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并被“迅速边缘化”。以古远清为例：20年前，南方出版的某诗报把台湾余光中对朱自清、戴望舒作品的重新评价上纲为“全面否定30年代作家作品”，并借读者來信攻讦余光中是“文学上的大反攻，反攻大陆”， 古远清批评了这种做法，后该报用“本报评论员”的名义用整版批判古远清所谓“招搖撞骗”，并从此再不登他的稿件，开笔会也再不邀请他。

    钱理群在《樊骏参与建构的中国现代文学传统》（《文学评论》2011年第1期）中，提及陈平原将樊骏称为现代文学研究界的“学术警察”，乍看起来费解，其实道出了大家共同感受。钱文称：“公心不在，正气不彰，一切苟且马虎，这正是当下学术危机的一个重要表征。在这个意义上，呼唤‘樊骏式样的学者’，也具有同样的迫切性。”可惜不在现代文学研究界而在当代文学研究界的古远清，不愿接受这种称号，他连说“谢冕！谢冕！”我还以为他说的是北大敎授谢冕先生，后來才知道他不愿戴这顶帽子，认为“这太难听了”。但古远清确实是一名弘扬正气，批评弄虚作假和苟且马虎的文风，力挽学术危机的“学术警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