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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东西湖围垦

来源:校庆回忆录发布时间:2010-12-10编辑:杨富麟打印 投稿 字体:

               
    1957年我从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机械系毕业,首先分配到四川重庆大学,但和我同班的四川同学却分到武汉中南财经学院(我校前身)。分配名单一公布,四川同学就要求和我对调工作地点,我没意见,组织上也同意。这样我就分配到了中南财院。
    7月初我就到中南财院报到,接待我的是人事处处长戴重远同志,是一位五十岁左右的大姐。她对我来中南财院工作表示欢迎,并在询问我的基本情况后说:“现在学校放暑假了,住处和具体工作单位不能马上安排,你先回家渡假,八月份你回来后我们会妥善安排的。”于是我离开人事处到校内转了一圈,并找当时在该校工经55年级学习的初中校友了解有关情况,结果使我初步感到,我虽从华工到财院,环境变了,但并不感到生疏,这里的老师同学很好,待人热情,使我有“宾至如归”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感觉。这样我就愉快地回家渡假了。
初为人师
    八月中旬回校,戴重远处长告诉我:“住在八号楼(现医院西边,已拆),到工业经济系搞教学,具体任务去找系主任区宗华先生商量。”她送我到系里向区主任介绍。区主任对我来工经系工作也表示欢迎,接着向我介绍系里情况。他说:“工经系有三个班,即机械班、冶金班、纺织班,也就是机械、冶金和纺织三个专业,今年除你外,还从郑州调来教纺织的许伟老师,从北京钢铁学院毕业的周宝庆,从上海纺织学院毕业的冯恩夔,他们三人将于九月初来校。你是学机械的,你就从事机械专业工业技术课程的教学工作。”区主任还介绍说:“工经系机械班的教学计划是按苏联该专业的培养目标制订的,毕业后主要到工矿企业工作,我校几乎亦然。我们的工科教学条件很差,不能和华工相比,例如没有实验室,更谈不上教学工厂,没有教学模型和教学挂图,更没有现成教材;学生来源也广,有高中毕业的,也有调干的;学文科的学生比学工科的学生数理化基础要差一点,甚至还要补课,当然各有所长。我们没有工科教师,此前技术课程是聘请工科院校的教师来讲,讲了就走了,请不到的只有缺着或者取消,你们来了救了我们的燃眉之急。”看来区主任对我们的希望不小。
    我静静地听着区主任的介绍。心里却犯着嘀咕:教学条件这么差,今后一定困难多多,我是不是刚开始工作就走错了门?但要想改换门庭在当时是不可能的了。好在当时“一切服从组织安排”的思想占了上风,在困难面前没有打退堂鼓。只有接受任务,用边学边干的办法,摸着石头过河去迎接未来,尽量不降低区主任对我的期望值。
    工经系机械班的工业技术课程很多,好在我都学过,而且深度和广度都超过财经院校的要求,但要教好课就没有把握。经过综合考虑,为了符合循序渐进的教学规律,我首先讲授《工程力学》,为后续的《机械原理与零件》等课程打下基础。为此我在教学过程中抓住下述教学环节。
    1、自编教材。《工程力学》教材内容是以文字和插图作为载体的。其中插图占很大版面。很多插图要用手工绘制出来。当时印刷厂因用量少不便铅印,只能刻蜡纸油印,这不仅给刻蜡纸的人带来困难,而且校对时给我也带来不少麻烦。如在改错时把蜡纸划破了,就得返工重刻。当时是边写教材,边刻蜡纸,边油印,印完一章二章马上发给同学上课。
    2、重点搞好课堂教学。课堂教学是基本的、主要的教学环节。有人说,唱戏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上课虽然不是唱戏,但课前认真的准备是极其重要的,是不能马虎的。何况我是新手没有任何教学经验。因此我把讲稿写好后,除基本背得外,总要反复试讲几次,总是请许伟老师听讲,有时听两次三次直到他认为讲得可以,我才真正上讲台面对同学。我要许伟为我把关,避免到时卡壳。
    3、多画示意图多写黑板。教材中要讲的简单插图,我课前在黑板上试画几遍,正式上课时又提前在黑板上安排好板面并把插图提前画好,节约课堂时间。对于复杂的挂图就事先在家里画好,上课时用架子挂起来。一个学期结束我曾画了三四十幅图。为了同学记好笔记,板书可写多点,字写大点,清楚一点,有条理一点。
    4、搞好辅导。我的课总是有作业。当时学校也每门课安排辅导时间,通常在下午或晚上在学生宿舍进行。我充分利用辅导机会接触同学、了解同学的学习情况。对学习有困难的进行个别辅导,如果有较多的同学有困难,则找教室进行集体辅导,同学自愿参加,随时提问。改作业时是错了的不打错号(×),而打问号(?),发回作业本时,对有问号的地方,当面指出错在什么地方,这种改作业的方法,受到同学的肯定和欢迎。后来我在讲授《机械制图》课时,改作业也延续这种方法,取得了更好的效果。同学的每次作业我都以5分(5分相当100分)制方法登记在册,课程结束时占总成绩的20%。
    经过一个学期的师生共同努力,天道酬勤,同学们的学习积极性提高了,期未考试获得较为理想的成绩,师生建立了真挚的感情。当时这个班的广东同学特别多,毕业二十多年后,他们在广州聚会,铅印了一本花名册,把我的名字也列于其中,寄给我一本。他们的名字和音容笑貌当时我还能联系起来。一位老师见到这本花名册后羡慕地对我说:“你的桃李遍广东啊!”我听了感到由衷的高兴。
参加东西湖围垦
    1958年寒假,我准备和现在的老伴,当时的女朋友李荷华(初中时代校友),利用寒假回家的机会彼此见见对方的父母。就在回家的前几小时,突然系负责人告诉我:“寒假过后全系师生要去东西湖围垦,你不仅参加,而且作为先遗队员,春节一结束,就提前去东西湖,为大部队作后勤准备。”这样我就留在武汉过春节。李荷华对此表示理解,并说寒假后他们学校也去围垦,但可回家过春节。
    三天春节假一结束,我和贸易经济系的先遗队员应谷声同志立即奔赴东西湖围垦工地。我俩的任务是清理前批某单位(非本校)围垦留下的工具,如扁担、篾筐、绳索、夯、铁锹、镐等。对坏了的工具进行修理,不够的向工程指挥部领、借补充。此外对住宿的工棚进行检查,漏雨的地方进行补修;用稻草把床铺加厚等。这些工作看起来是简单小事,做起来是足够麻烦的。例如修理的工具和材料要自己想办法解决,然而工地春节后无人,指挥部仅仅留人值班。要借要买都没地方。
    我们的工作地点就在堤上,天气寒冷、地上冰冻、寒风刺骨、双手一伸就冻得红肿、冷得发麻,工作起来不听使唤。特别是应谷声同志戴着一副高度近视的眼镜,当口中呼出来的热气遇着冻冷的眼镜玻璃,马上就凝结成水珠,模糊得见不着东西,他总是边擦眼镜边工作,是足够麻烦的。
    当时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住在堤上的工棚里,工棚是帆布盖的,四周用篾垫围起来,但到处百缝千窗,仅仅顶部能防防雨,工棚内外温度相差无几。夜晚很冷,我和应谷声同志第一夜开始各睡各的,睡后觉得带的被子很单薄,简直不能防寒,我俩一合计,把两套被子加起来两人同床异枕,才进入梦乡。但好景不长,半夜工棚顶上的帆布被寒风吹得掀开一角,寒风习习,我们只得起来,拿着电筒找根绳子把帆布系牢,才再就寝,一个寒夜经过几起几落的折磨,使我们无法恋睡,天老爷第一天就给我俩一个下马威。我们进餐都在堤上,吃的都是不冷不热的饭菜,菜也是腌辣罗卜,我们笑称为“冷盘鸡丁”。早上起来在田沟取水洗脸,晚上很少洗脚,即使劳动出了大汗晚上也无条件洗澡。我和应谷声同志经过几天的紧张工作,工具基本上修好了,工棚也检查无事了,只等待大部队的到来。
    不几天大部队在红旗的指引下,浩浩荡荡的乘卡车来到围垦战场,我和应谷声就和他们一起劳动。围垦的任务是挑土、运石、打夯、筑堤。挑土的工作量最大,我们青年男子汉,总是一担挑四筐土,往返都跑,觉得跑得越快担子越轻。女同胞弯腰曲背挖土、装土、送水,他们的劳动热情和工作强度不亚于男同胞。打夯的任务是把堤上的新土压紧。这就靠打夯队,他们五人一队共用一个大夯,劳动时一人领唱,其余四人齐声高歌,把夯举得越高,冲击力就越大,堤就筑得越牢固。打夯的劳动强度很大,但人多热闹,歌声笑语,有时忘记了疲劳。
    当时参加围垦的大专院校很多,到处是红旗飘飘,喇叭声声,歌声嘹亮,一片战天斗地的景象。
    围垦期间,白天劳动,晚上坐在堤坡上看电影。当时李荷华的围垦工地离我们不远,我们总是在一起看电影。有一个晚上放《柳堡的故事》,主题歌是《九九艳阳天》,其中的歌词我还记得几句。
   大约十天左右,任务完成了我们愉快地返校,走进了教学园地。
大办钢铁
    1958是我国大跃进的一年,为了在工业特别是钢铁产量上赶英超美,当年在全国掀起全民大办钢铁的高潮。我校不能另外,工经系更是不能袖手旁观。这是因为我系有教冶金、机械、电工和纺织课的教师,如周宝庆、冯恩夔、许伟等。论技术力量比其他系、处强些。如是我们几位青年教师,立即组成技术攻关小组,推举教钢铁冶金的周宝庆为“总策划师”。众所周知,炼钢首先要有铁,铁又要用铁矿石和焦炭在高炉中炼出来。高炉又要有鼓风机。而是我们进行分工:周宝庆负责建设高炉,实际就是找一个汽油桶;冯恩夔负责采购铁矿石和焦炭;许伟和我负责制作鼓风机,实际就是作一个打铁炉用的风箱。开始我和许伟又进行分工,他负责风箱设计,我负责借木工工具和领木料,在都准备好后再一起制作。
    经过攻关小组协商分工后,就各就各位开始工作了。
    制作风箱的地点就在工经系工业技术学的陈列宝。室里的工作条件很差,室内不通风、空气很差、灰尘很多、光线很暗、地方很窄。条件差是其次,但时间紧,我们对木工技术是一窃不通。风箱表面看起来简单,作起来却特别复杂一样。我们只有边学边做,秉着“人一能之几百之”的精神,每天十几个小时,日以继夜的工作。有时几乎没有到食堂吃饭的时间,当感到饥渴交加的时候,就啃着冷馒头喝着自来水。记得当时虽然已经立秋,但天气仍然很热,虽然穿着短裤背心劳动,但一锯木板、钻孔、就汗流夹背。特别是晚间,秋蚊嗡嗡,叫得讨嫌,咬得难受。高度近视的许伟,拍打脸上的蛟子,经常把眼镜打飞了,要在木屑中再模找眼镜。有一次眼镜掉在字纸篓里,找了半天才找到。
    经过紧张的几天几夜 ,总算把风箱的零件大部分做好了,但组装时就是装不起来,一检查有的尺寸有错误,例如眼镜近视的许伟同志,把“6”字看倒了当成“9”字下料就是一例。装不起来不得不返工。第二天周宝庆来到我们的工作室,他先不问我们的工作进度,却只谈他设计的所谓高炉的情况,他说用汽油桶代替高炉,怕冶炼时把汽油桶烧穿,也不安全;如果在汽油桶内铺耐火砖,桶内有效体积会大大缩小,产量太低,完不成上面所交的任务。对此我们三人都无可奈何。
    后来两天,听说校内有的单位炼出铁出来了,我们去参观取经,到现场一看原来不是用铁矿石和焦炭冶炼出来的,而是用拣来的废钢铁在打铁炉式的炉中熔化而成的铁水,冷却后就象干泥巴。明眼人一看,杂质多,硬度和强都比不上原来的废钢铁。
    再后来,也未听到我校有人炼出合格的钢铁来。还据说,当时主持全校工作的副校长李光斗同志讲:校办钢铁,铁路、交通、运输也不好解决。不久我校改称湖北大学了。大办钢铁的事也不了了之。我们的风箱也半途而废。学校转入正常教学轨道。
    校办钢铁一开始,周宝庆和我们几位青年教师是有看法的。但在当时“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和“只有想不到的事,没有办不到的事”的口号激励下,我们做了一些不切实际的事,遗憾的是今天的“科学发展观”整整迟到了半个世纪。
师生动手,制作教学工具
    从1959年春开始,一年多的时间我先后讲授过《机械原理与零件》、《机械制图》和《热源动力学》(包括锅炉、蒸汽机、内燃机等内容)三门课。教材没时间编写,就采用工科院校的有关教材,内容则根据专业要求进行增减。但教学工具,如教学模型和教学挂图无法解决。当时不仅无钱购买,有钱也难买到合适的。为此,我开始自己做几个模型带到课堂讲课示范,同学感到具体、直观效果较好。但一个人做模型力量有限,满足不了需要。当时教工经59年级的《机械原理与零件》课程,恰好是大跃进时代,经常停课搞活动,同学们提出自己制作模型,我非常高兴,如是我也主动画些简单的立体图和示意图,或者在教材中选些插图给他们手工制作,每个同学制作一两个模型,时间不限。不几天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精神和想像能力。分别用木料、塑料、硬纸板、泥巴甚至冬瓜等材料,做出了各种材质的模型,其中木模最多,最后还用油漆涂出各种颜色,简直可以办个小型模型展览。至于复杂一点的模型,就利用到工矿企业参观实习的机会,收集报废了的零部件,如各种齿轮、螺杆、渦杆渦轮机构、凸轮机构、蒸汽机模型、锅炉模型等,征得接待单位同意买回来作为教学工具使用。
    至于画教学挂图的任务则完全由我来负责,众所周知,人的身份证是由文字(姓名、性别、出生、住址和身份证号码)和照片作为载体来说明人的基本情况的,没有照片就不能算是一个完整的身份证。机械工业技术课程的教材是由文字和插图两部分组成,如身份证上的文字和照片一样,两者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课堂教学只有教师讲解,没有把插图画成较大的、能挂在黑板上的挂图,那么无论对教师的教,和同学的学都会带来很大的困难。
    为了解决上述教与学所需要的教学挂图,我就利用寒暑假的集中时间傲着严寒,或耐着炎热,绘制了大批的教学挂图,平时则利用零星时间绘制一些补充挂图。三门课的教学挂图加起来大小共有两百余幅,基本上满足了教与学的需要。
    通过制作教学模型和绘制挂图的过程,对同学而言提高了动手能力,增加了感性知识,培养了学习兴趣。对我而言,有机会接触同学,了解教学情况,提高了绘图能力,积累了课堂的板书经验,同时也是最好的备课过程。遗憾的是,1970年末,湖北大学在文化革命期间撤消了,教职工被分散各地。我被调往武汉工学院(现武汉理工大学),两年后我又被调回来,然而我和同学们花不少心血制作的教学工具,在湖北日报和湖北省歌舞剧团进驻我校时,学校在搬迁过程中,不知为何完全丢失了。我想如果这些教学工具还保留在的话,虽然有电化教学、电脑画图等现代教学手段,它们的使用价值不大了,但当时师生的自力更生、勤俭力学的精神,还是值得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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