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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上革命道路的领路人---牛永年同志

来源:校庆回忆录发布时间:2010-11-23编辑:系统管理员打印 投稿 字体:

飞月:你好!
    读罢你写的《难忘的往事》,即刻被你似海深情的父女情感动了。你在这里写的已不是简单的往事,而是无法忘怀的感情。这种感情也不是一般的感情,而是在党和国家遭到破坏的特殊时期,一个被人陷害的久经考验的老共产党员的家庭,在危难时所难忘的父女情。你在这里叙述的往事也不是一个家庭的痛苦,它反映了一个特殊时期国家和人民所遭受的苦痛。所以我认为你的《难忘的往事》不仅使我们这一代人,从刻骨铭心的痛苦中看到了“人间自有真情在”,也更深刻地体会到改革开放带来的和谐社会的可亲和可爱。
    你的父亲牛永年不仅是我走上革命道路的领路人,而且是我尊敬和热爱的领导。随着交往的增加,他又成了我的兄长和知己。
    1949年6月,武汉刚解放,武大地下党送我们经济学专业毕业的7个人来到革命大学----中原大学政治学院,学习有关党的理论和政策。11月留校到财经研究室任教员。不久财研室与政研室合并成立研究处,由江涛任处长,牛永年任秘书,贾清波任办公室主任。我在政治经济学教研室教政经济学课程。不几天,永年同志找我到他的办公室,从问寒问暖到家庭情况,以及在武大的学习情况后,他主动的告诉我,你在武大表现不错,参加的社团都是进步社团。在政治学院学习时,学习努力,进步很快。现在你已入团又担任政治经济学教学的重要任务,希望严格的要求自己,靠拢组织,争取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牛秘书和霭可亲的谈话,对我的信任和关心,使我感到十分温暖,并看到了自己的政治前途。这不仅鼓励了自已,而且使我体会到了革命大家庭的温暖。
    1952年开展三反五反,首先要求大家对党的干部提意见。开始时大家都不提什么意见,永年同志找我谈心,问我为什么大家不积极帮助党整风?我说大家认为老同志都是枪林弹雨里冲出来的,不好提意见;又认为给领导提意见将来会被穿小鞋的,所以,都不提意见或只提点鸡毛蒜皮的意见。永年同志与我讲了党群关系和党整风的目的与要求,并将我带去见了潘梓年校长。潘校长了解情况后语重心长的与我谈,你们才进入革命的队伍,有些事不理解,有些雇虑可以理解,但你是团员又是讲政治理论课的应该带头。后来在党员带头下,我们积极协助整风了。一年后整风差不多了,有些同志还要"搬石头"。又是牛永年同志分别与大家谈话,把运动纳入了党领导的轨道。我也成了党发展的对象,人非草木,从此我在感情上越来越靠陇党和牛永年同志了。
    记得有一次我和他聊天,我问他,你年青干部资格老,又一表人才,又照雇大家,据我所知有好几位不错的女同志都对你有好感,你究竞喜欢谁哟?他反问我你说谁合适呢?我说陶仙艾最好。她求进步,热情待人,是贤妻良母的好人,我们都很尊重她。永年同志说“英雄所见略同”,后来他俩成了我校公认的模范夫妻。
    三反结束了,梁维直院长因历史问题被打倒了,调到食堂去管账了。有一天晚上永年同志与我说,我们去看看梁院长吧!我想梁院长原找我谈话,要我去当他的秘书。他现在被打倒了,我的确应当去看看他。于是与牛秘书一同去食堂,那时他还在算账,还未回家吃饭。他得知我们专门去看他时,动感情地与我们谈他的确被日本鬼子逮捕过,但他没有叛变,没有出卖组织,并且早已审查清楚作了结论。牛秘书告诉他,既然如此,早晚定会恢复你的职务的,你是老同志,应当相信组织,不要消极对抗。以后工作也要克服独断专行的毛病。他对同志的同情和鼓励,又使我看到一个正直的共产党员老同志的革命情怀。
    有一次有一个同志将自己节余下来的几元钱寄给了出身不好的妹妹,因为她家里断炊了。团里批判他丧失立场还要处分他,永年同志当时就说,党的教育政策是批判从严,组织处分从宽,不应处分他。又一次一对谈恋爱的对象,发生了肉体关系,被“捧打鸳鸯”受处分调离了,他后来知道说,可以顺水推舟,让他俩结婚更好些。这些事都反映出了他与人为善的同情心。
     永年同志不仅关心大家的政治生命,而且关心大家的婚姻恋爱。他主动的为年纪大的同志介绍对象,我记得当时就介绍成了几对,所以有人说他是“红绳秘书”。
    1955年,我在人大读研究生毕业时,团支部要我讲一讲《西行漫记》其中的要义,我讲后不久反胡风运动开始。由于我班没有一个与胡风有任何瓜葛和关系的人,于是将历史较复杂的李同学准备揪出来批。李某一看形势不妙,立即“移花接木”,转而首先硬说我如何歪曲了书中的某些内容,于是我被批判了一天。此事立即在我校(湖北财经学院)弄得满城风雨。我回校后就想调到复旦我爱人那里去,我去找永年同志谈思想。他未等我开口,就叫仙艾同志去买点好菜,请我吃饭。并说人大的事他们都知道了,运动吗总是来势凶猛,群众批判总容易上纲过高。你最多是政治警惕性不高,又有点自由主义,以后多注意就行了。调复旦不妥,因为他们都不了解你,档案中又不知装了些什么东西。还是留校好,组织上和我们都很了解你,会全面的看待你,你好好工作,入党问题到时我作你的入党介绍人,你的爱人我们就去函调来。
    永年在我最痛苦的时侯的肺腑之言,使我感动得流出了眼泪。一年后学校就真的把慧珍调来了,我也由于有组织的爱护和同志们的关心,愉快地工作和生活了。从此我自然地将永年同志视为兄长和知己了,虽然他那时已经是财院的党委办公室主任了。
    1957年组织上决定永年同志主持反右斗争,此事我在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反党集团事件后问过他,他说作为一个党员,必须无条件服从党的决定和工作,不能用个人的看法代替党的文件和政策。但是在落实政策时必须特别小心,以免犯错误。他说反右当时他也不理解,但落实政策时他主要是将大小报上鸣放大问题的人,特别是民主党派的老人报由党委讨论决定,因为他们反正都要退休了。而未将平时发牢骚和大字报上道听途说的作为定性材料。他说虽然如此,后来才知道右派不是观点右一些的人,而是反动派,是地富反坏右一样的敌人,而且株连到他们的家庭。他说现在回忆起来,他也感到于心不安。永年同志的党性和良心始终同在,使我更深入地认识到一个老共产党人的成熟和可贵。
    无法理解的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灾难,使国家倒退了10年,人们的良知受到摧残。作为武汉大学的办公室主任的永年同志又“在劫难逃”了。后被下放沙洋劳改农场劳动改造,不幸被牛角杀伤腹部,差点要命。在准许他回家养伤时,我在武昌山洞碰到他,提一小口袋红苕和花生。他人已下形,走几步都喘不过气来。我要帮他拿口袋,他不同意,说什么他还未解放,免得影响了我。我说我不管你解放没解放,你仍是我的老领导和兄长,坚持夺过口袋送他回家了。可敬的永年同志啊!在你特别需要我为你伸出一支手的时候,你还在为我着想,你有一颗多么慈爱的仁心啊!
    1978年,平反昭雪后,永年调回了湖北财院,仍任党办主任。一天,他和副校长带了3个人来到9号楼我住的家,经介绍我才知道他们是财政部的人事、财务和基建司长。永年同志告诉他们,我和慧珍是两个先进党员、两个优秀教师,却住两间学生宿舍共20平方米,中间烧饭,两个儿子住一间并兼饭厅,两口子住一间兼书房,所以你们进不去,也没有地方坐。他们两位如此,其他教师可想而知。后来财政部拨了专款修建了27号楼,永年同志给了我夫妇一套房子,我问他你住几楼,他说仍住老房子。我问为什么?他说他要在那里陪伴仙艾。我说我俩不够资深教授,他说两个副教授,全校只有你一家。党委讨论了,负乘负得正。就这样我不好意思的搬入了27号楼,一直到现在,我还在这里度春秋。每忆及此,我就想起当时为什么没有人互相争夺、扯皮,我们的党风和同志情真是可敬可颂啊!
    以上是我对永年同志的回忆,只可能是挂一漏万,但我这也是真情的流露啊!
                                                         
   王时杰     2007年11月17日读飞月的<<难忘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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