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屈演文
李正本同志离我们远行了。春节过后一些日子，他的病情减缓趋好。他高兴地告诉朋友，已能下床走走，“欢迎晤谈”。使大家极为欣慰。以喜悦之情祝寿，随着大地春回，他的健康会得到新的转机。然而，我们终于未能抵挡住日渐逼近的噩耗。
他在病中一再嘱咐家人：我喜欢平静，让我平静的离开。不要告别式、不要花圈，不要惊动别人。尽管一再简省，婉辞，还是有许多人到医院、家中、到灵堂吊唁、送行。人们众口一辞地叹他：“大好人”，“大老实人”，“正经人”。原校党委副书记、校老协党总支书记郝侠君教授说，正本的一生是“堂堂正正做人，本本分分做事”。原校党委副书记吴显海口述一副挽联：“仰天俯地，无愧无怍；灭断烦恼，归于自然”。在老干处悉心关照下，许多年事已高、疾病缠身的老同事、老朋友来了。他们不顾劝阻，相互扶持，与正本作最后的告别。学报编辑部的同事们也来了。看着长息安卧的故人，禁不住热泪沾臆，哀思难已。
正本没有担任过高官显职，也似乎没有做过轰轰烈烈的大事，甚至很少有激昂慷慨，豪言壮语。但无论是领导，还是同事、属下，是官还是兵、是老还是少，认同他，亲和他。他好接近，好说话，好共事。正本长我十余岁，曾经是我的直接领导。无论年龄、学问、经验，我都是他的学生辈。但几十年来，我跟着众多师辈的人，直称其名讳：“正本”。由少及老，从来没有改过口，也从来没觉得不自然。
但他不是没有原则是非的好好先生。我印象很深的是，他这样一个冲淡、平和的人，谈起“左”的路线、思想风气对国家、人民的祸害，常常义愤填膺，予以痛斥。对于假大空、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公式化、帮八股，更是深恶痛绝，忍不住讥讽、批判。成为他这位“正经先生”少有的感情外露、形于辞色的时候。在学报工作中，他总是强调联系实际、实事求是，求实创新，陈言务去。对于编辑、校对等日常工作，事必躬亲，力求精到。八十年代初，他常常和周景明一起当搬运工，从印刷厂把刊物用板车、三轮车拖运到火车站邮局。发现工作中的错误缺点，批评帮助，不讲情面。
他是我校报刊编辑部的元老。１９５０年即担任中原大学编委会通采组长。亲手创办了亦报亦刊的《中大生活》。先后在《学习与改造》、《湖北大学》校刊、校报任编辑。担任《理论与实践》及其后的我校学报的副主编、主编。他毕生为文，从编，任教；教书，写书，编书；恋于书，痴于书。博览群书，满腹经纶。有敏锐清醒的政治头脑，深厚丰富的学养积累，豁达透彻的观点见解。深水不响，他一点也不“淌”。在表面看，他是那么平凡，普通，随意。他并不是学经济的，但勤于攻研思考。虚怀若谷，兢兢业业，临深履薄。在任主编期间，学报的学术性、专业性日渐突现，学术影响和发行量蒸蒸日上，居于全国前列。张寄涛先生获得孙冶方经济学奖的论文，钟朋荣引起广泛关注的系列文章，都是在他主持下发表的。
７０年代中期，由我主笔的一篇文章，经他编辑修改后在他负责的《理论与实践》杂志上刊登。读过以后，发现篇幅压缩了近三分之一。当时还觉得很是有些意外。若干年后再看，感到多半是把受当时环境影响的一些空话，套话，形式主义的东西删汰了。某些方面，他确实是得风气之先的。
１９９１年，我和他一起出差东北。洽谈无间，联句为戏。返回北京财政部招待所时，房间空缺，只能住会议室。房客三教九流，吆五喝六，喳喳呼呼，深夜不能安寝，我曾“打油”四句：“下里巴人俱乐部，下棋玩牌打呼噜。兴浓不知夜深更，无奈雅人皱眉头。”使我意外地是，夜间未能眠好的正本，清晨起来，见到那些玩到夜深的房客留下的几盆洗衣洗脚水，不等服务员来收拾，自己端起盆子就往厕所里跑去倒掉。惊讶感动之余，随笔写下四句打油诗：“下里巴人不文明，留下脏水几大盆。李君正本真殷勤，端起就往厕所倾。”谁知道这位比招待所服务员还勤快的老者，是一位解放前就参加革命，学富五车，年逾花甲的老干部、大学教授呢？
当时我们还都不宽裕。回忆住地有东北特产人参果出售。虽只五元钱一小盒，我们每人也就买了两三盒。到北京以后，有些失悔，很想再买几盒，可再也碰不到了。遂记道：“宝地喜遇人参果，囊中留恋孔方兄。京华满城觅不见，遗憾懊恼油然生。”正本舍不得多花五元钱为自己买人参果，却花几十元请我们下馆子。当时恰好周景明（时任学报编辑部副主任）出差，与我们在京会合。他照顾老同志，起了大早去车站排队帮我们购了两张返程票。正本很高兴，坚请我和小周吃“肯德基”。这个今天已不罕见的美国小吃，当时在我们印象里几乎就是“贵族”“显宦”，还只有北京一家，是想也不会多想的奢侈品。正本慷慨解囊，我们乐快朵颐。遂记道：“肯德基味喷喷香，咬得孔方崩崩响。弟兄开洋荤高兴，正本倾囊喜洋洋。”
正本对自己的节俭，严格，一直保持到生命的最后；甚至发展到苛刻的程度。他一直为生病期间较大的医疗开支不安。既然医疗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又何必花费国家的金钱呢？这一直是他内心里的“结”。他与医生探讨“安乐死”，认为我国没有这一制度，是一种落后和不健全。他坚持要求医生减少用药，特别是较贵重的药。他坚持要求大家不来、少来看他。
对于生死，他早就抱持着从容达观的态度。十多年前我们在一起闲谈。他表示自己死后，将不要一切仪式，花圈，告别，甚至骨灰。静悄悄的离开。使我们大吃一惊地是，他竟然说：“我现在就可以立字为据。”并且马上用一张纸写下来。签上名字，郑重其事地交给我们这些后生辈。
我们到正本家吊唁。夫人彭慧敏告诉我们，后事遵照正本的意愿，一切从简，尽量不给组织和同志们添麻烦。他是安详而又坦然地离开的，家中没有设灵堂。唯一的表示是，夫人将数年前在云南虎跳峡，亲手所摄的一张彩照放大，加了镜框，作为纪念。照片中的正本，白衬衣束于深蓝的长裤中，直立于峡涛奔流、浪花飞溅的青峰翠谷之中。经历沧桑而又依然年轻。淡定豁达而又十分精神。画面流淌充溢一片勃勃盎然的生机。太完美了！这正是漫漫人生长途中的正本，正是永远鲜活亲近的正本。
正本，你没有远走！
２００４年３月１２—１５日
我的遗嘱
人生自古谁无死。我如死后，一切形式主义的做法如成立治丧组织，开追悼会，与遗体告别等一概免除，自愿将遗体捐献医院作解剖之用。如故意逆我意志而行，我若九泉有知，定当愤愤不已。
李正本
１９９０年６月２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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