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汪士楷 (１８９４年－１９５９年)，男，湖南醴陵人，又名汪泽楷、杜竹君、万武之、杜叔林、杜敬斋等。大革命时期历任中共安源地委书记、豫陕区委书记、豫区区委书记、两任湖北省委组织部长、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政治部组织处长等职，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１９５３年春，全国院系调整时由湖南大学调入我校（原中南财经学院），任教授兼综合资料室主任。１９５９年１２月病逝于湖北潜江畜牧场。
一、 从无政府主义倾向到信仰马克思主义
汪士楷１８９４年秋出生于湖南醴陵一个纯厚的书香之家，父母开明，颇有进步思想，尤其注意培植青年的教育事业，创办私学开元学校。汪士楷1916年春毕业于湖南省立第一中学，与李味农为同窗好友，并结识了毛泽东、萧三等一批进步有为青年。毕业后，回到家乡在开元学校教书7个月，1917年秋考入湖南省立法政专门学校，1918年夏天因战事逃难回到家乡。这期间，一切学习均以儒家理学为中心。
１９１８年９月，汪士楷来到北京，打算自修后报考北平大学。在自修期间，他读到了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向导》等刊物和马克思、恩格思的《共产党宣言》等书籍，思想上起了很大变化，进而开始探求社会科学的“灵光”，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１９１９年春，为减轻家庭经济负担，汪士楷决定赴法国勤工俭学，即进入北京法文专修馆学习法文。同年１２月９日，汪士楷与聂荣臻、汪泽巍等１５８人，乘船从上海启程前往法国。１９２０年年底，他参加了法国共产党，１９２１年冬肄业于法国蒙达尼公学。参加了以“实行社会革命，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宗旨的“工学世界社”的组织工作，任干事。他还参加了蔡和森等组织发动的声讨中、法反动派迫害中国勤工俭学学生，为求生存权和求学权而举行的“二·八”运动和“进占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任蒙达尼驻巴黎发言人之一及总代表。从这些斗争失败的反思中，汪士楷认识到否认政权的无政府思想的错误，彻底摆脱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念，成为一名坚决勇敢的无产阶级战士，并于１９２２年在法国参加“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基于汪士楷的革命热情和杰出的组织能力，在１９２３年２月召开的"中国少年共产党巴黎代表大会"上，汪士楷当选为执行委员，并按当时规定，自动转为中共正式党员。是时，周恩来为书记，汪是学运干事。１９２３年１０月，受中共中央指派，前往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１９２４年４月，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到苏联，在东方大学向中国留学生作形势报告。汪士楷深受鼓舞，要求提前回国工作，获得中央批准。１９２４年秋，与肖劲光同志一起回国，到有“小莫斯科”之称的安源地委任书记，建立了湖南省醴陵县第一个党支部，创办了中国共产党在国内的第一所党校，并兼任党校校长。1925年，在湖南醴陵，介绍在渌江中学读书的革命烈士陈觉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引导他走上革命道路。在汪士楷的引导下，其四弟汪泽嘉烈士和表弟李隆光烈士相继参加革命。大革命时期，汪泽嘉任中共醴陵县委组织部长，1928年4月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李隆光烈士是红七军二十师师长，参与领导百色起义，任红七军第一纵队纵队长。参加创建右江革命根据地，1931年在广东乳源战斗中牺牲。
二、介绍邓小平入团
１９２２年６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建立后，尚处于秘密状态。执委会有选择性地给骨干分子布置发展团员的任务，汪士楷得到了这样的通知。
哈金森橡胶厂有４０多个中国学生。工厂住房紧缺，在离厂一里地树林里，搭了一座木棚，为他们的栖身之地。汪士楷也住在这间木棚里。很快地，他的目光落在了一个小个子身上，他就是邓小平。
时年１８岁的邓小平（当时叫邓希贤），是１９２１年４月从克鲁梭的施奈德工厂，来到蒙达尼找新工作的。他被分配在哈金森橡胶厂制鞋车间。工休日或上班闲余，邓小平很少出去，总是从别人那里借来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在静处阅读。在居住的木棚里，常常发生一些表达各种思想的谈论和争吵，邓小平每每在一旁认真听，有时候也说出几句引人深思的“总是站在社会主义思潮一边的话”。这给汪士楷印象很深，使他从心底感到：这是一个思想活跃、追求进步的有为青年。
按照组织章程，加入“少共”须要两个介绍人。汪士楷找到萧朴生，讲了邓小平的情况，萧欣然应允。
１９２２年６月下旬，邓小平在蒙达尼郊外，与蔡畅等人一道加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对于这段历史，邓小平是这样回忆的：“我在法国的５年零两个月期间，前后做工约４年左右，其余１年左右在党团机关工作……在１９２２年夏季被吸收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员。我的入团介绍人是萧朴生和汪泽楷两人。”(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
三、举足轻重的一封密信
我党于１９２７年8月1日发动的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工农武装的第一枪，时任江西省委书记的汪士楷积极组织群众慰军劳军，散发传单，投身于八一起义之中。毛泽东在领导秋收暴动队伍开展斗争的过程中，从放弃攻浏阳打长沙的原定战略，决定退兵湘南，到后来改变目标，在莲花确定转兵井冈山，乃是一件既有一定思想基础又受到外部事物影响的复杂事情。秋收起义部队从浏阳退出后，原计划是取道湘赣边境前去湘南汝城的，并无落脚井冈山的打算，只是军至莲花接到江西省委来信之后，毛泽东根据局势变化的情形，综合各方面因素做出了率队上井冈的抉择。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这是在革命运动处于危困时期最具长远战略目光和决定性意义的最佳选择。在此，作为江西省委书记的汪士楷除为秋收暴动呕心沥血，积极配合、推进外，还对帮助毛泽东下定决心率部队上井冈山起了重要的作用。
早在同年８月中旬，进入江西高安的湖南浏阳工农义勇队（即其后的工农革命军第３团）后，县委书记潘心源派宋任穷同志赴南昌向江西省委请示部队到底是追赶叶贺大队还是留在湘赣边界参加秋收暴动。宋于１９８４、１９８５、１９８７年，曾多次回忆到这一情况：他在南昌好不容易找到江西省委，见到了省委书记汪士楷。汪听了宋的汇报后，对宋讲道：“你来得正好。听说秋收暴动的队伍正向莲花退却，你去告诉毛泽东，要他们退到赣西的宁冈去，那里有我们党的组织，有我们党领导的几十支枪。”接着，汪士楷用药水写了一封密信，要宋携去追赶毛泽东的部队。宋任穷回忆说：“我见到毛委员后，首先向他汇报了去南昌的情况。传达了江西省委要部队向宁冈转移的指示，并将那封密信交给了他。”
毛泽东在这之前对井冈山这一地方，有两次了解的机会。一次是１９２７年３月下旬，在衡阳区委听李少山讲到“金刚山”；另一次是秋暴前夕的张家湾军事会议上，听到第２团团长王兴亚讲起井冈山，讲起袁文才。但仅仅是知道有这么个地方，还没有到那里去的意识。汪士楷密信的提示，恰合时机的点拨，使毛泽东的思考更全面和成熟，于是决定转兵宁冈。作为省委书记，汪士楷对于赣西宁冈、永新几县的大致情形，包括我党掌握之下的袁文才队伍的情况，是了解的。他在这时候认为秋收暴动的余部应该避开敌人实力雄厚的城市区域，退到一个既偏僻又有革命基础的地方去休养生息，这个理想之地自然是以宁冈为中心地段的井冈山了，所以在信中明示毛泽东“应退赣西宁冈”。毫无疑问，汪的这一密信对于毛泽东做出转兵井冈山的决策，起到了导向性的作用。不少历史学者这样认为：若无汪士楷的密信，秋收起义部队是不会落脚宁冈的，这就没有其后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了。
四、鼓动程潜和陈明仁起义
湖南解放的前夕，汪士楷凭着他在教育界的声望以及与湖南军政首脑陈明仁是至交，积极配合我党我军的工作，不失时机地在陈明仁面前进言鼓动起义，并从实际中加以襄助，对促成程潜和陈明仁起义，和平解放长沙发挥了巨大作用。
当时汪士楷暂居醴陵，陈明仁亲自驱车至醴陵，与汪士楷详谈二天二夜。事后陈明仁派车将汪士楷全家接至湖南长沙，以助其起义的筹划。汪士楷与陈明仁是同乡，1939年至1940年任陈明仁私人顾问。1949年8月3日下午，陈明仁约集汪士楷等人在麻园岭住地共商草拟宣告起义电文稿。8月4日，由程潜、陈明仁领衔发出起义通电。宣布率领全湘军民，正式脱离广州政府，加入中共领导之人民民主政权，与人民军队为伍。
在1949年12月陈明仁部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21兵团的授旗典礼上，汪士楷发表了演说，在授旗典礼集体留影中，他被安排在中心位置，足见陈明仁将军对汪士楷在湖南起义中重要作用的肯定。
五、从革命战友到终身伴侣
汪士楷奉命调离安源后，到了河南，担任豫陕边界特区书记。大约在１９２7年8月，他又奉调武汉，任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长。这时候的武汉，正处在北伐军由湘攻鄂的前夕，吴佩孚军阀部队加紧了对武汉三镇的控制，中共湖北省委仍处于地下状态。组织上从汪士楷的安全与工作考虑，从省委妇女部抽调年轻姑娘杜琳扮作他的妻子。杜琳是湖北光化县（现老河口市）人，１９２１年秋考入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在董必武、陈潭秋的启发教育下投身学生运动，于斗争中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１９２５年１１月，杜琳受命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与邓小平、傅钟、伍修权等人同班，与革命烈士陈觉、赵云霄同学。不久在校转为中共党员。１９２７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际，她由组织上派遣秘密回国，分配在中共湖北省委妇女部。起初，杜琳对假妻子的角色感到不适应，几个月后，感受到了汪士楷的正直和对同志朴实无华的热忱，萌生了真心爱慕的情愫。年底经由组织批准，两人正式结为夫妻。
六、翻译马列经典著作
汪士楷是１９２7年9月初离开江西的。他是中共“六大”的指定代表，为及时赶到远在苏联的莫斯科赴会，只有提前去。１９２８年７月１１日，在莫斯科近郊的兹维尼果罗德镇的列布诺耶别墅，中共“六大”降下帷幕，与会代表１２５人大多数离苏回国。
汪士楷没有返回江西，而是到了江苏，因为他已被中央免去职务。使汪士楷政治上急转直下的原因，是1927年秋，桂系西攻唐生智的时候，因在湖北省委会提出“右手抓紧拳头打击右倾机会主义，左手伸出拳头打击左倾机会主义——‘冒失’主义”的说法而受到抨击，并被调离职务到上海。1929年11月，因追随陈独秀参与“托派”组织活动，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汪士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党籍的决议》。事过不久，杜琳因在为上述受处理人员鸣不平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上签名被组织上开除出党。
政治上的重大打击，并没有使汪士楷一蹶不振而遁入世外。他凭着较深的法语、俄语基础，做起了马列经典著作的翻译工作，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翻译并出版了马克思著《哲学之贫困》（1929年）、《马克思恩格斯政治论文集》（1930年）和波克洛夫斯基著《俄国大革命史》（1929年）、保罗·路易著《印度民族革命运动》，编译《印度政治经济状况》（1930年）等书籍。
七、后半生的有幸与不幸
汪士楷被清除出党后，从1930年冬至解放，先后在北平、桂林、南宁、长沙等地任教。值得称道的是，在抗日战争的岁月里，汪士楷始终以民族安危为大义，积极奔忙于抗日救亡活动，尤其在青年学生中奔走呼号，宣传抗日救国。在1936年元月《北平文化界救国会第一次宣言》上，汪士楷用化名杜叔林参加签名。同年12月16日参加学生的抗日救国大游行，几天后被民国学院校方解除系主任职务。在 “权充思想小结”里，汪士楷这样表白自己这段历史：“近二十年，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埋头教学，虽然遭受了许多的猜忌、诽谤、排斥，可是我的立场、信念都不曾稍改初衷”。
建国后，汪士楷先后任克强学院院长（1949年8-10月）、民国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1949年5月-1950年3月），并积极发动几院合并。1949年8月入湖南大学任教授兼校图书馆馆长。在湖南省首届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上，他均作为代表参加，并当选为省政协委员。年过五旬的汪士楷以愉悦的心情，满腔热情地投入社会主义建设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
１９５8年，那场澎湃于全国的“反右派”运动，竟让他奏出了一曲人生的暮年悲歌，并以“历史反革命”被判处五年徒刑，投入沙洋劳改农场服刑，其间于１９５９年１２月病逝。
１９７９年，湖北财经学院为汪士楷落实了政策，撤销了１９５8年的错误处理。１９８４年６月，该院在复查后决定恢复汪士楷政治名誉及教授职称。同年１２月，湖北省高级法院判决宣布：撤销对汪士楷一案的刑事判决，宣告汪士楷无罪。
“我爱真理，我爱历史，我尤爱根据马克思主义真理而创造中国革命历史的中国共产党。” 汪士楷教授用他的实践实现了他的信仰。
注：本文主要参考文献有《党史天地》2000年第九期中刊发的江西省宁冈县党史办刘晓农同志撰写的文章《细说汪泽楷二三事》；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株洲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出版的株洲名人系列史料之《劳人•汪泽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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