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乡调研 做一颗普法的种子

时间:02-15来源:中国社科报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陈小君一直致力于民法研究,她认为“三农”归结起来只有“一农”,就是农民。她说,“三农”中农民最重要,只有农民是能动要素。农村是由农民组成的社区,有农民才有农村;而农业生产离开农民根本无法开展。关注“三农”,最重要的是要落实到关注农民及其依存的土地上,这是最大的民生。

  陈小君工作繁忙,采访一推再推,反复几次后记者终于获得了一小时的采访时间。采访中,她留给记者的印象是:说话做事开门见山、简洁明了。

  追到田间做调研

  1999年,陈小君正式把农村土地制度作为她民法研究主攻方向之一。为了深入了解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现状,破解农村土地立法难题,她的团队自2002年起就有计划、成系统、大规模地深入农村对农户进行调研。团队多次深入四川、贵州、河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十多个省考察。

  陈小君告诉记者,调研对象是普普通通的农户,不需要特意抽取,谁在家就找谁。“白天农民下地劳动,就追到田间地头。”

  访谈和问卷调查得到的是一系列数据,“而我们的工作是要弄清数据承载的深意。例如,当问到农户耕种的土地属于谁时,有相当一部分受访者认为土地是国家、政府的,也有的认为土地属于集体或个人。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访谈了解认知差异产生的真正原因。”陈小君说。

  开展农村调查初期,陈小君觉得最困难的是队伍建设。“刚开始没有人协助,我只是带着学生做,后来逐渐动员起本专业的老师,最终重点培养出了一支队伍。现在,最初的那批学生经过锻炼获得成长,有些已经成了团队的骨干”。

  坚守良知与责任

  要掌握真实的材料,有时需要深入偏远的农村。2006年在贵州省安顺市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调研时,陈小君的团队深受震撼。

  去往紫云的路上,一边是悬崖,一边是山。他们好不容易找了一辆车,沿着山路一路颠簸。走到终于望得见村庄了,前方却轰的一声塌方了。无奈之下,团队改去当地另一个村子。当时已是11月,村里的小孩却还光着脚丫踩在石板上,衣服上打满补丁,孩子说只有上学的哥哥姐姐才有鞋子穿。

  “在这些地方与农民访谈,心里非常难受,甚至有些惭愧。山上有的农户长期封闭,觉得问的问题对他们来讲似乎没有意义。在他们看来,能吃饱穿暖就足够了。”她感叹:“在这样的地方走村串户,才可以说真正贴近了实际,也才真正明白农民们在想什么,需要什么。不这样深入,就根本无法得知差距到底有多大,就不会发现国家的立法制度离他们有多远,不会明白立法对他们有什么意义。”

  “体验过下乡调研,每一位有良知的学者都会被唤醒。法学学者要从制度上关注弱势群体的利益,这也是一种社会良知。”除科研工作外,陈小君身为副校长还肩负管理工作,她的时间总不够用,可每一次调研都令她更加想要为农民多做些事,令她坚持挤出宝贵的时间深入农村,一干就是十年。这项工作于她已是一种担当和责任。

  为立法普法贡献力量

  陈小君及其团队深入农村总会随身携带很多法律法规的册子分发给农户。他们像一颗颗普法的种子,把国家法律法规带入偏远村庄,带到农户中。她说:“让农民知道自己的权利有哪些,实现这些权利的平台和合法的方式有哪些,是一项重要的工作。我们也就是要像种子一样,让他们感受到国家对农村和农民的关注。”

  利用深入田野调研掌握的第一手材料,陈小君完成专著若干,相继主持了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农村土地问题立法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我国农村集体经济有效实现的法律制度研究”等十余项国家和省部级研究课题。

  在农业部、林业部、国土资源部、国务院法制办、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法学会、高等院校等组织的研讨班和学习活动中,陈小君的农村土地法律制度研究团队多次为全国各地的领导干部解读中国农地制度问题、分析调研统计数据,或发表相关制度与立法的意见和建议。

  他们一直在为立法贡献力量,向国家农业部、国务院法制办、全国人大法工委民法室、湖北省委财经办(农办)等部门提供立法调研报告十余份和相关立法起草报告若干,内容涉及物权立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专家建议稿)及其仲裁规则、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条例以及关于农村农业的地方法规修订报告。其中,向全国人大提交的《物权法立法建议里关于农地流转制度的建议》受到重视;向国务院法制办和农业部提交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起草意见》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规则试拟稿及其论证》,为随后出台的立法文本提供了重要参考,不少内容被法规直接采纳。

  “实践证明,纸上的法和实际当中运作的法是有差距的,法律工作者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只有以问题为导向,深入基层把握第一手材料,进行有决策意义和应用价值的研究,才能更好地为国家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服务。”陈小君说。

 走基层感言

  一名优秀学者应以行为首,用实践来验证书本中的知识。行而后知,知后方能创新,这才是理论联系实际。我们曾忽视或遗忘了这样简单的道理,而正是这项责任感和使命感驱使下的工作,令我们回归和重拾了最朴实的研究方式。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采访陈小君副校长.pdf